当西方指责北京治港 可曾记起加泰罗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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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故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概念一直作为香港回归中国后“一国两制”政策中的一部分,使香港享有着高度自治的权利。“一国两制”保障了香港平稳回归,历史证明了“一国两制”对于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适用性。

但遗憾的是,由于港英殖民时期就存在的深层次矛盾、陆港矛盾在香港回归后持续发酵,令香港社会变得高度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尖锐对立,撕裂、内耗不止,激进本土、分离主义趁势兴起,危机频发。无论是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2016年的旺角骚乱,还是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都一次又一次严重破坏了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和谐。

在此过程中,激进政治力量利用香港选举制度的漏洞主导区议会,并试图夺取立法会控制权,成为香港特首选举“造王者”,令当年邓小平说的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面临空前挑战。比如,香港立法会的部分议席奉行“比例代表制”,初衷是为了避免某一党派独大,但却被激进主义政党利用,为极端主义进入立法会加剧对立大开方便之门。而这些少数政党许多时候仅仅需要5万张选票就能在立法会取得一席之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执政”本就是公职人员参与治理的基本前提,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如此无可厚非的概念却遭到了西方媒体的攻击,称此举会违反了“自治”原则,有损香港民主。不过不要忘了,北京重申“爱国者治港”就是因为这一原则在香港回归后的24年里没有得到良好的落实。“自治”并不等于无政府状态,亦不等于无法无天的骚乱,更不等于明目张胆地进行分裂活动。

要求公职人员热爱国家本就是一个基本原则,放眼国际,“爱国者执政”也并非一个新概念。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3条就明确规定了:煽动国家暴乱或叛变、协助或纵容他人实施暴动的美国公民不得竞选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或担任政府文官、军官职位。

与香港情况相似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也是一个自治区。因为加泰罗尼亚地理位置独特,所以在历史上曾是希腊、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殖民地,相较与西班牙其他地区,在文化上有一定的自主性,同时也是西班牙经济最发达的地区。2017年10月27日,时任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Carles Puigdemont)在举行违法西班牙宪法的公投后,单方面宣布独立时,包括欧盟、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在内的西方国家均不承认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合法性,且支持西班牙政府根据宪法,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Carles Puigdemont)。(Getty)

事实证明,任何有分裂国家企图的执政者不但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也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西班牙时任首相布雷(Mariano Brey)在普伊格德蒙特宣布独立后立刻接管了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并逮捕了煽动分裂的主要领导人。和美国一样,《西班牙宪法》第155条明确表示,自治区虽然自治,但是自治区的任何举动都将对国家的整体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西班牙中央政府有责任与义务在必要时采取一切手段,包括强制当地政府服从其保护国家统一义务,以维护国家利益。

加泰罗尼亚独立闹剧后的2019年10月14日,西班牙对煽动分裂的9名领导,包括时任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的内阁成员、副主席、议长以及独立团体的领袖处以了9-13年不等的重刑。西方主流媒体均没有对判决结果提出抗议。试问那些不承认加泰罗尼亚独立的西方国家和媒体,当年为何没有对西班牙中央政府施加关切,却在面对同样违背主权国家统一的香港问题时,再次使用双重标准,担忧香港的民主将受到破坏呢?

放眼国际,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任何一个国家,效忠自己的国家都是公职人员竞选者必须遵守的基本政治伦理,是公职人员无需赘言的参政前提,如果连热爱国家、尊重国家、承认香港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基本原则都无法遵守,又谈何执政资格呢?

更何况“爱国者治港”的标准并不武断,也不会是“清一色”的,只要不参与任何分裂活动,合乎基本爱国立场,想要参与治理的政界人士并不用担心被新的选举体制过滤剔除掉。政见不同的普通香港市民更是无需多虑,“爱国者治港”的标准是用来挑选公职人员和政治领袖的,只是为了规避旧的选举制度被本土分离主义者利用,香港民众即使达不到“爱国者治港”的标准,只要不参与违法乱纪的事情,自由民主的权利依然会受到保护。

香港因为离开中国100余年,所以“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概念在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下不断被弱化,因此在回归中国的前20多年里遭遇身份认同危机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希望香港民众可以将格局打得更开一些,毕竟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并不会因为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受到影响。只要是符合现实情况的制度就应该被理解与采纳,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各国,东施效颦仿照别国发展道路的不胜枚举,成功的又有几个呢?

过去20多年里,中国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在很大程度上惠及了香港经济,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佳营商地的第三名,仅次于新西兰与新加坡;美国著名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将香港列为2020年全球经济自由度第二名,在反修例骚乱发生前,香港的经济自由度常年位居世界第一。经济自由度排名当然不能说明一切,甚至容易造成香港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迷思,但至少说明“一国两制”为香港经济提供了繁荣发展的基础。因此在没有充分证据表明新的选举制度是否对香港发展有积极/消极影响的前提下,为何不对本就是正当的“爱国者治港”抱持善意和耐心,让时间来给出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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