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大选|最纯粹的比例代表制如何消耗极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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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因子女免税制度丑闻请辞的荷兰首相吕特(Mark Rutte),预计将在3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荷兰大选后再次筹组其第四届政府,成为历经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与新冠危机等“三险”、在位最久的欧盟国家领袖之一。相较于2017年选举的右翼民粹危机,因常能轻易“滑开”政治争议和批评而获得“特氟龙”(Teflon,易洁镬的滑面材质)之称的吕特,此刻已毫无悬念能击退极端政治。

目前,吕特所属的中间偏右自由民主人民党(VVD)正与另外三个政党合组政府,它们分别为基督教民主党(CDA)、社会自由主义政党“民主66”(D66),以及基督教联盟(CU)。由于VVD预计将在国会二院的150席中取得超过30席而成为最大党,加上吕特原任首相的先天优势,VVD虽然仍要花数周甚至几个月时间去筹组联合政府,但下任首相人选已非吕特莫属。

昙花一现的疑欧派

经过英国脱欧之后,荷兰已静悄悄地成为了另一个疑欧派大本营。无论是2017年右翼民粹危机的主角、由怀尔德斯(Geert Wilders)领导的极右自由党(PVV),还是2016年成立、2019年在地方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的极右民主论坛(FvD),皆曾表达脱欧倾向。

极右派自由党(PVV)党魁怀尔德斯(Geert Wilders)2014年在欧洲议会门外剪去欧盟旗帜的星星,向记者表示反欧元欧及对移民政策的不满。(AP)

在这次选举中,虽然PVV预计将能保持其国会第二大党地位,但因VVD继续拒绝与之合作,PVV将会继续流放在野,难以造成任何实质改变。

而FvD的党魁鲍德特(Thierry Baudet),虽然曾因其弹奏萧邦、言必黑格尔之类的“高雅”而被视为怀尔德斯之后的极右新星,可是随着他去年底被爆曾指新冠肺炎是索罗斯的阴谋、说“差不多所有我认识的人都反犹太”,其声望急挫,如今已是回天乏术。

可以说,虽然右翼民粹势力在荷兰声势仍存、民望更高于左翼政党总和,却已不再能构成对政治主流的挑战。

极端政治容易存在却难以壮大

此等结局,一方面是出于吕特的小心引导,另一方面更是荷兰“最纯粹比例代表制”的结果。

与德国比例代表制与单议席单票制夹杂的形式不同,荷兰的国会选举制度几乎是英国单议席单票简单多数制的对照光谱极端:虽然荷兰全国分成20个选区,但在票数计算之上,全国只得一个实际选区,并完全以政党名单的比例代表制去决定选举结果。

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荷兰立场极右的民主论坛(FvD)得票率在11.01%。图为该当成员鲍德特(Thierry Baudet)正在投票。(Reuters)

平均而言,任何一个政党只要取得总票数的0.67%就能在国会二院取得至少一席。这种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低门槛,使得荷兰政党林立。在本次大选之中参与竞逐的政党就多达37个。在上届选举中,能在国会取得议席的政党就高达13个,而获得超过总议席20%的政党就只得VVD一个。

这种极其纯粹的比例代表制,除了生出了一些标奇立异的政党之外——例如主打改革版权法的海盗党(Pirate Party)——还使得一些在多数国家只能留在政治边缘的单一议题政党能取得国会席位。

例如改革政治党(SGP)以基督新教为政治基础,曾反对全民普选,至今也以圣经章节为据支持死刑,在国会有3席;“Denk”(荷兰文的“思考”与土耳其文“平等”之意)则以反对种族歧视为主打,在国会有3席;“50岁以上”(50+)以争取退休人士利益为重,在国会共有4席;“动物党”(PvdD)以动物权益为主要政治诉求,在国会共有5席。

上面提过的两个主要极右政党PVV及FvD,也就是利用了这种纯粹比例代表制有利小党林立的特色而兴起。

虽然比例代表制容许了小党的存在,却同样使它们极难在芸芸传统政党中跑出,成为领导国家的主要力量。此可相较於单议席单票制的美国。在2016年,特朗普凭其右翼民粹政治宣传赢得共和党总统初选。由于两党制早已因此选举制度而根深蒂固,特朗普在党内活跃份子之中的胜利就被转化成两党相争之中的大赢,使他转眼间能夺得美国的行政权。

吕特在递交内阁总辞信件后骑单车离开王宫。(Reuters)

在荷兰,由于其党派林立,赢得少数极端选民的政治人物就只有得这些选民按人口比例的支持,难以靠非此即彼的选举制度大胜对手。

观乎欧洲其他含有比例代表制成分的国家,例如德国和意大利等,极端政党虽然很容易产生,要保有其极端主张而全面获得政权也都显得极其困难。

在德国,被所有传统政党拒诸门外的另类选择党(AfD)虽然曾经有过崛起之势,可是长期与实质管治绝缘,却使其声势只流于昙花一现;在意大利,反建制的五星运动(M5S)和极右联盟党(Lega)虽曾合组政府,却逐渐变得温和——如今,两党都决定支持代表建制精英的德拉吉(Mario Draghi,前欧洲央行行长)政府,而M5S更找来民望甚高的务实、亲欧派前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作为其领导。

政治领袖的“最大公约数”

荷兰的比例代表制之所以能阻止极端政治势力分享到管治权力,还有赖于主流政客对极右政治的坚决反对,以及能够与各党合作的政治领袖。而吕特则正正是这样的一个领袖。

曾自言“51%相信上帝、49%不相信”的吕特,从来没有明显的坚定政治信念。在2010年以来的三届总理任期之间,他先是与基督教民主右翼的CDA合作,继而再转与中间左翼的工党(PvdA)筹组政府,到2017年面对极右挑战的形势下,他仍能够度过史上最长的208天筹组政府谈判期,与两个右翼政党和一个左翼政党,合组大同盟政府,避过民粹之灾。这也可见其可左可右的柔软身段。

3月11日,极右自由党的怀尔德斯(左)与首相吕特进行电视辩论。(Reuters)

吕特在极右手中抢来严格移民规管和“荷兰价值”之类的政治宣传,逐渐使极右政党失去政治焦点。在对欧立场之上,吕特于公关宣传之上也极尽其能事,例如他一直宣称荷兰纳税人为欧盟付出过多;在去年中的有关欧盟共同举债复苏基金的峰会中,他更带着一本萧邦传记去读,以表明其反对立场不会因峰会而改——虽然他明知自己最终难以改变德法共推的政策。

另一方面,他的个人形象却甚能为非右翼选民所接受。吕特至今仍住在大学毕业后买来的小公寓、经常骑着单车上班、“工余”时则在一所中学教授社会科。连他本年1月到王宫递交辞职信时,也是单人匹马的骑着招牌单车开进华丽王宫庭院之中。这等平民形象,使政见与之不合的国人也难以坚决对他说“不”。而这样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式的政治人物能成为国家领袖,也许同样是荷兰比例代表制的自然结果。

在普遍的政治论述中,比例代表制经常与极端政治的冒起混为一谈。然而,荷兰的例子告诉我们,比例代表制虽然给了小党崛起的空间,却也能大大压止极端政治迅速壮大的可能。这一点,在任何的政改讨论之中,不应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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