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骗华工“强制劳动” 西班牙殖民古巴的斑斑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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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西半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共和国建立,卡斯特罗兄弟相继掌握政权长达六十余年。当地时间2021年4月16日,古巴共和国主要缔造者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1926—2016年)之弟劳尔﹒卡斯特罗(Raul Castro),在古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卸下该党第一书记职位、决定退休,象征卡斯特罗家族统治的落幕。自1960年代起,中国每年向古巴采购40万吨“古巴糖”,成为迄今许多中国人的童年美好回忆,以及象征中古两国友好之外,其实早在19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者以拐骗方式压迫使大批华工在古巴进行“强制劳动”,也写下华工出洋史上的斑斑血泪。

自清代中叶后,急需劳动力的欧美列强,以哄骗等手段吸引迫于生活压力的闽粤地民众,前往古巴从事热带栽培业工作。图为在美国兴建太平洋铁路的华工。(圣地亚哥华人历史博物馆照片)

“猪仔馆”:澳门、厦门的人口输出

经过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运动,西班牙从16世纪在哈瓦那建立殖民地,除了自非洲输入大批非洲黑奴从事热带栽培业种植劳动和采矿,源源不绝地向欧洲输送蔗糖、咖啡和烟草,以及美国西部拓荒缺乏大量劳动力,恰好中国历经清代“康雍乾盛世”后人口激增、环境负载力下降,想要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与更高的收入,于是这些过剩的劳动力成为西方列强眼中的香饽饽。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签订《江宁和约》(中英南京条约),趁着中国被迫开港通商,西方列强纷纷在开放的通商港口建立买卖、招募劳动力的招工馆—“猪仔馆”,并对出洋工作待遇进行美化宣传,对有意赴古巴务工的中国人产生莫大吸引力。1847年,首批华工抵达古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生张书在整理《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与《古巴华工调查录》后发现,在现有的459份古巴华工口供中,广东籍有382人、占比83.22%,福建籍49人,占比10.68%,两者相加逾93%,显示当时主要出洋口岸以澳门、厦门为主,所以西方国家在这两地设置“猪仔馆”,也自然多吸引到广东、福建籍劳工。

学者陈兰彬统计,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至同治十一年(1872)这短短25年间,从中国掠往古巴的苦力高达15万人之多,也就是每年6千人的规模往古巴输送,其中从葡萄牙人租借的澳门输出者,就有9.9万人,成为古巴华工出洋的主要口岸。

被绑架拐卖的“猪仔”

尽管已有大量在家乡走投无路者愿意远渡重洋前往古巴的中国劳工,但古巴种植园主仍对劳工招募数量不满意,于是古巴殖民当局对输入华工的雇主提供高额津贴,每个华工身价400元,但成本仅110元至140元不等。眼见巨额利润在眼前,外商雇用的华人掮客在利益驱使下,为求凑足招工数目, 不惜采用绑架或拐骗手法。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年)在一份报告里称:“现在在广州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离开自己家门之后不冒被拐的危险,甚至在大白天, 通衢广众之间, 也会有人被拐匪捏造诓言, 或借端索债绑架而去。”

学者陈匡民也指出:

此种运输,以购买方式出之,经纪人向华工威胁利诱,或指为海盗,强加罪名,迫使彼等逃亡,或以欺骗方法引诱之,说美洲是金山,到古巴即可发大财。甚或伪造欠数,传讯法庭,指他们欠落巨款,继则以奴隶性质将之发卖。及至强迫他们上船之后,乃将之监禁,形同囚犯,取道荷印来古巴。

张书分析,大多数古巴华工都是落入“猪仔馆”后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但已不可能脱身,不得不出洋做工。而21岁至3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由于能够更好地适应和忍耐糖寮恶劣的工作环境,相应地降低死亡率,成为“猪仔头”诱骗的主要对象。

古巴华工的悲苦生活

澳大利亚华人矿工细心地淘洗废弃矿坑中的黄金矿砂,从而累积起财富,但此举反而被不肯勤奋淘选的白人矿工抹黑为破坏水源,并爆发多起殴打驱赶华工的种族暴力事件。(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除了被拐卖至古巴做苦工之外,古巴华工在航程中与当地劳动更是苦不堪言。浙江科技学院社科部陈晓燕、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杨艳琼表示,由澳门或香港前往古巴的航程约需147天至168天之久,船舱炎热,食物粗劣匮乏、饮水奇缺,医疗卫生条件更是想都不敢想,甚至动辄受到虐打,使得1850年代华工运输途中死亡率高达45%。

中国国家检察官学院河南分院讲师赵鉴军指出,从1847年至1874年,约有1.7万名华工在船上因各种原因死亡,即使平安抵达目的地之种植园或糖寮开始工作,不仅每天工时长达18至20小时、“强制劳动”是家常便饭,雇主只提供少量粟米、番薯、香蕉作为食物,经常食不果腹,加上不论做工是勤是懒,多会遭到管理员任意毒打。古巴华工的居住条件阴暗潮湿、通风极差,受惩罚者每晚睡前必须将双脚深入木枷锁上,翌日早晨才能除去。

有位于咸丰二年(1852)遭拐卖出洋的山西代州人刘九称:

所做皆系重工,礼拜日寅正做到申初歇。管工时刻打人,重伤将死,方得落病房,轻伤仍带脚链做工。每年受虐不堪,投水、自缢、食烟膏者甚多,因受伤病死的,更难计数。闻得十六年来,该处糖房共卖到七百中国人,现时通计,满身得出的三十余人,存下的百二十余人,已死五百余人了。

在待遇方面,相较于古巴工人月薪16至20比索,但华工们每月工资只有4比索,而且即使合同期满,多数华工也得不到“满身纸”以恢复自由人身份,不是入官工做无偿官工,就是重复过去的奴工生活;就算有幸运者积攒了钱财、得以恢复自由身,一但被人知晓,到无人处就会遭谋财害命。

清廷外交手段胜利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到了1870 年初,中国通商口岸的一些报纸内载“古巴夏湾拿(今哈瓦那)有凌虐华工情事”,但遭到西班牙领事否认,1873年9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决定选派带学生出洋的委员主事陈兰彬前往查办,并派江汉关税务司马福臣、天津关税务司吴秉文随同前往,由陈具体负责。调查团抵达古巴后进行了一个多月调查,收集了大批关于华工在古巴遭受迫害的资料,认定:

系由中国被拐骗来者居十之八。船上数月打伤、自尽、死亡已不止十分之一。……至买入糖寮者,人数较众,尤为凌虐不堪。其功夫过重,其饮食过薄,其做工时刻过多,其被棍撞、鞭拷、锁闸等诸般荼毒又最甚,递年各处打死、伤亡、缢死、刻死、服毒死、投水死、投糖锅死者累累不绝。现时折本、坏脚、瞎目、烂头、落牙、缺身、皮开肉裂指请验伤者已复不少,凌虐实迹人所共见。

当陈兰彬完成14卷调查报告后返国,岂料西班牙驻华公使获悉便不断要求中国方面不要公开调查报告,同时要求禁止《中西闻见录》、《生地狱图说》等书的出版流传,极力掩盖古巴华工受虐的实情。最终清廷公布调查报告,一时舆论大哗,迫于各国舆论谴责挞伐与清政府的强硬立场,百般不愿的西班牙只好重新与清廷订定华工出国章程—《古巴华工条约》。

1877年11月7日《古巴华工条约》的签订,代表清政府一改过去视“海外华人为化外之民”、任其自生自灭的观念,并积极掌握近代外交手段以成功维护海外本国人民的合法权利,体现清王朝近代国家观念的逐渐成形与国家近代化。不过学者张铠也强调,相较于英、法的西方列强的如日中天,19世纪已日薄西山的西班牙国力较弱,才给了清廷一个相对平等的交涉空间;其次,1874年葡萄牙政府已停止澳门苦力贸易,西班牙意识到,若是与清廷闹翻,将使古巴失去最大的劳动力来源,所以愿意做出让步,最终在各国公使出面调停下,西班牙才答应改善华工待遇,中国也同意西班牙继续在华招工。

虽然1880年古巴殖民当局发布告示,废除当地不准华人乘坐马车、住客寓、留发辫等带有种族歧视的法律,华工所生子女也不得再按黑奴子女一体看待,表面上看似已有很大的起色,但旅居古巴的华人之合法权益仍没有获得保障。古巴仍有“期满不释”的华人122名,靠雇工自给的华人还经常被克扣工资,1893年哈瓦那的华商从18家减少至6家,所以当1895年古巴人民发动独立战争时,不少华人选择投身其中,成为独立战争的生力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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