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知识产权|市场能解决疫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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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放弃知识产权来生产更多的疫苗?各国只依靠当初发明这些救命药物的主要疫苗生产商不行吗?这些问题可以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在这场疫情中,我们真的能确定市场的奖励结构与公共卫生的需求是一致的吗?

如果人类不能在未来几年内将其疫苗存量增加一倍或两倍,然后将这些疫苗公平地分配,全球疫情将继续蔓延,而没有一个国家,甚至是最富有和接种疫苗最多的国家,能免受新变种和新爆发的威胁。

这种紧迫情况可能是支持知识产权豁免的最有力的论据之一。也许它不会起作用。也许它将有损医药创新。也许它甚至会在原材料市场上造成混乱。但是,如果另一种选择是在未来几个月内多出几十万人死亡,难道这种风险不值得吗?

弃权计划的批评者会回应:当我们可以继续做同样的事情时,为什么要冒风险?他们说,应该相信目前的疫苗行业领导者,如辉瑞或科兴。给他们更多的资金来扩大生产线。支持制药公司,不要把它们作为政治替罪羊。

但是,在一个以结构性不平等为特征的卫生紧急情况下,我们应该偏向于改变,而不是延续做同样的事情。诚然,资助制药公司开发疫苗和扩大生产规模当初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资源分配,但这并没有导致有效的疫苗分配。当下的紧迫任务不仅是生产救命的药物,而且是将这些药物送到需要拯救的生命手中。

你相信市场吗?

当涉及到最大化疫苗的短期生产能力和平等分配时,现有的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力量是最好的激励形式,还是需要某种形式的胁迫或政府干预?

运作良好的市场可以是处理像疫苗生产这样极其复杂的系统的有力工具,而且它们的表现往往比通常面对“意外效应”政策制定者的刻意干预要好。但是,并不是因为市场可以是有用的工具,它就一定是解决所有复杂问题的最佳方案。

有趣的是,支持知识产权豁免的最强烈声音来自于市场失灵、商业和垄断经济学方面的专家,也就是说,了解知识产权和市场什么时候不起作用的人。

新冠疫苗:图为2015年11月12日,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义工在美国纽约市的辉瑞药厂总部前放下一堆假纸币,并在上面喷上“下调价格”的字句,以抗议疫苗价格过高。(Getty)

美国经济自由项目(American Economic Liberties Project)的研究主任和对企业权力集中的强烈批评者斯托勒(Matt Stoller)清楚地说明了他认为需要知识产权豁免的原因:“对于拥有一个多知识产权关键产品的垄断许可证的公司来说,其动机是扣留供应。而这正是(目前的疫苗)公司正在做的事情”。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斯托勒指出了疫苗制造商描述其疫情期间的商业模式的方式:在3月11日与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上,辉瑞公司首席财务官达梅里奥(Frank D’Amelio)被问及辉瑞的 “长期商业模式”和“未来追求更高定价的潜力”。达梅里奥首先解释说,由于新出现的变种他的公司不认为疫情是一个“一次性事件”,而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下去”。

这很令人惊讶。避免出现不可控制的变种是全世界所有公共卫生专家的首要任务。尽管许多专家担心变异体可能会无限期地延长大流行,但没有人说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好像情况已经如此。在3月份,在尝试所有可能的应对措施之前,接受这样一个阴暗的场景似乎是不成熟和无情的,尤其是当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疫苗生产商之一时更是如此。

图为2021年1月24日,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位于西雅图的新冠疫苗。(美联社)

为什么辉瑞的首席财务官坚持认为疫情不会很快结束?会不会是因为长时间的疫情会增加公司的经济底线、疫苗的价格?正如斯托勒讽刺地指出的那样,“新冠疫情对大多数公司来说不是好生意,但对辉瑞来说却很好”。要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只需看看达梅里奥的回答,值得全文引用:

在定价方面,让我看看我是否能说明这一点。如果你看看目前的需求和目前的定价是如何被驱动的,它显然不是由我称之为正常的市场条件,正常的市场力量所驱动的。它是由我们所处的疫情状态和政府从各种疫苗供应商那里确保剂量的需求所驱动的。因此,我们相信,我相信,随着我们从疫情状态到“风土病”情况,正常的市场力量,正常的市场条件将开始起作用。而像效率、增效能力、临床效用等因素基本上会变得非常重要,而且我们认为,坦率地说,从需求角度和定价角度来看,考虑到我们疫苗的临床情况,这对我们的疫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因此,这个方面的发展要继续观察。但我们认为,随着这种情况从疫情转变为风土性,我们认为这里有一个机会。
辉瑞公司首席财务官达梅里奥(Frank D’Amelio)

换句话说,迅速改善疫苗的生产和分配,以防止新变种出现而疫情持续爆发,有违辉瑞的经济利益。迅速为全世界接种疫苗将使该公司在长期内难以向富国出售高价的疫苗追加剂(booster)。

调整公共和私营激励机制

诚然,辉瑞的行为并不限于它告诉投资者的内容。但一个公司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这种不匹配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种市场机制真的是解决疫苗短缺和疫情的最佳工具吗?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我们应该把所有的信任放在资本主义身上吗?

这就是那些反对知识产权豁免的人,如自由派经济学教授塔巴罗克(Alex Tabarrok),所说的。塔巴罗克明确表示,他的立场来自于对市场力量的信念,他反对豁免,因为这种措施“发出了关于商业、利润和资本主义的错误信息”。

但是,也许现在正是时候提出关于资本主义的质疑了。知识产权和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并不是永恒有效的,在发生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前所未有的事件时,至少考虑其他选择,如知识产权豁免,似乎是值得的。

最近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直观地展示了给予特定制药公司疫苗生产独家权利的一系列复杂的专利系统。(Gaviria & Kilic, 2021*)

其实,越来越多的声音支持政府采取更有力的干预措施来解决这一场疫情,即使这意味着违反资本主义的一些原则。

奥巴马的前疾控中心主任弗里登(Tom Frieden)写了一篇文章,支持知识产权豁免,为美国政府应该在指导疫苗生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观点辩护,包括使用像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的立法这样的胁迫性措施。(利用拜杜法案,美国政府可以决定为用公共资金开发的技术,如莫德纳(Moderna)疫苗,颁发许可证。)

在另一篇支持豁免计划的文章中,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一个资助针对新兴传染病的疫苗开发的全球基金会)的领袖认为,“仅仅依靠市场力量可能会加剧富裕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之间正在出现的疫苗获取不平等现象”。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制造新冠疫苗的制药公司不愿意与那些有朝一日可能构成竞争威胁的生产商分享细胞株(cell line)、数据和隐性知识,而这减缓了新的(拯救生命的)生产能力的建立。这简直是为了它们的长期经济利益。相信市场能解决部分由市场造成的问题是行不通的。全球领导人应该有勇气摆脱传统的经济思维,接受更积极主动的角色,必要时使用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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