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大环境”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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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欧尔班(Viktor Orbán)政府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政界及媒体批判的焦点之一,两岸三地亦对此有着不低的关注。

上周六(6月5日)数千人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示威,反对复旦大学在该市的建校计划。而后第二天,匈牙利政府据报将考虑推迟复旦落地计划。

应认识到的是,纵然复旦建校的计划仍未有定论,但这些波折所反映出的已不仅是中匈关系,乃至中欧关系的波折,更是中国的“国际大环境”正面临几十年未有之大挑战的缩影。

匈牙利街头6月5日爆发上万人的反华遊行(点击大图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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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匈协作:独树一帜 频受指责

早在2015年,匈牙利便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欧盟国家,并在2020年藉中国贷款的18.55亿美元,兴建连接布达佩斯和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匈塞铁路。疫情爆发后,匈牙利率先采购中国疫苗,欧尔班本人亦接种国药疫苗;今年3月,时值中国与欧盟因新疆制裁而剑拔弩张,中国防长魏凤和高调访问匈牙利,两国就深化双边军事合作及新疆问题达成了重要共识;4月,匈牙利政府与复旦大学正式开启布达佩斯分校项目,总预算约为18亿美元,其中匈牙利财政直接出资3亿美元,并向中国国开银行贷款15亿美元,施工由中国建设集团承包,预计于2024年完工并投入使用。而在5月和6月,匈牙利政府又两度阻止欧盟发表涉及香港的声明。

图为去年2月10日,欧尔班在德国柏林和默克尔一起会见媒体。(Getty)

一定程度上,欧尔班的倾向,反应了该国国民希望通过中匈合作改善自身经济情况的诉求。否则58岁的欧尔班,也不会在2010年开始执政后,续于2018年国会选举中再次大胜。与此同时,近两年来中美关系恶化,导致西方对中国印象普遍转恶,一路推进的中匈关系可谓其中特例。匈牙利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以及它和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四国组成的维西格勒集团(Visegrad Four)在欧盟中的政治影响力,都令其成为中欧合作的积极力量。

可是,正如而今美国国内鲜有人公开提倡中美合作,匈牙利国内反对中匈合作的声音也在迅速聚集。

2019年匈牙利地方选举,执政党在首都布达佩斯败北,随后上任的市长卡拉松尼(Gergely Karacsony)以反对派领袖之姿,力图在2022年大选中击败欧尔班。卡拉松尼攻击欧尔班的策略之一便是指责政府“亲中”,如今也是反对复旦建校计划的主要倡议者。卡拉松尼在反对建校之余,还宣布将为拟定校址周边的四条街道改名为“达赖喇嘛街”、“自由香港路”、“维吾尔烈士路”、“主教谢仕光路”,借此凝聚反对者的支持。

布达佩斯市长市长卡拉松尼(Gergely Karacsony)于复旦大学布达佩斯分校附近举办的一次新闻发会中发言。(Reuters)

“互惠互利”在落实过程中的两个问题

以上都是匈牙利的内政,是该国国内执政党与反对党相互争权的表现。不过,这也是中国外交。

中国外交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承认各国在意识形态、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差异,从而避免冲突,着眼于共同利益较多的经贸、安全、科技等领域,并通过这些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构建共识,以此为中国的发展构建长期稳定而有利的外部环境。可是在现实情况下,无论是中国与匈牙利的关系,还是中欧关系又或中国与东盟或中美关系,都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双边合作固然对两国互惠互利,但各国因其各自的政经社会结构,其国民未必能体察到这些好处。选民未必能理解一间世界级高校在自己城市落地对自身就学就业机遇的影响,选民也未必能理解两国贸易规模的扩大于自己的收入有何直接关系。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在欧盟领导人峰会的第二天接受媒体采访。(Reuters)

第二,在此上背景下,执政者没有做,或是没有能力做好宣介工作;反对派无论是出于负责心态,还是出于政治夺权的考量,时而发表失实的控诉;至于媒体和网民则在公共舆论场上发表真假参半、甚具情绪化的表态,都令很多原本互惠的项目,难以获得推迟。

一定程度上,如今复旦布达佩斯分校计划被推迟,匈牙利总理办公室主任古雷亚斯(Gergely Gulyas)的表态便很值得思索。据匈牙利新闻杂志Mandiner于6月6日刊布的与古雷亚斯的访问,古雷亚斯表示,之所以考虑将复旦建校计划延迟至2022年的公投共同决定,是因为“即便目的是施展善政,我们也不想违背人民的心愿”。

人们固然可以说,所谓“善政”是古雷亚斯的自我标榜;但他所描述的“虽善政犹不可为”之境况,何其不是正在全球各地发生?又何尝不是中国“国际大环境”严峻挑战的缩影?

2019年4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新华社)

国际政治即将迎来大危机

究其根源,各国“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社会资源的分配不仅愈发不均,且市场与政府的分配渠道和分配能力都发生了结构性问题,否则G7这几日也不至于讨论“全球最低税率”(题外话,按G7方案,15%的最低税率即便设立,也仅会在跨国企业利润超过10%之时才会征收——企业的游说力量显现无疑)。

由此而生的是严重的社会撕裂,致使各国面临严峻的政治乱象。贪腐裙带舞弊尚为其次,党同伐异、诡诈反智、利用选民负面情绪炒作民粹等现况,着实堪谓亡国之兆。而当这在全世界各国政坛上演,往往就是战乱与萧条的前奏。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由上至下以改善生活、民族复兴为念,逐步兴盛。对此,外有美欧等国因自身的困境和中国的崛起,即便因现实需求不与中国彻底走向冲突,中西尤其是中美关系也将长期不稳,频频出现波荡乃至危机事件;内有中国的长期发展愈发难以仰仗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既是因中国越来越成为最大且最具活力的市场,又庶几不是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般无可奈何的必然?

2017年5月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握手。(Reuters)

当然,恰是因为国际社会乱象丛生,各国陷入严峻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中国就更要保持现实的预判,推动国际社会往务实发展的方向发展。13年前面临金融危机的中流砥柱只是21世纪的开场白,面对即将到来的更大全球跌宕,中国需要成为那根定海神针。

这不仅是因为“国际大环境”直接关乎中国自身发展,更是因为,相较于西人求火种于怜悯的普罗米修斯、见洪灾而遵循神意遁入方舟,国人推崇的则向来是知难而进、危中寻机,是“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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