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最大敌人是自己”?美利坚政界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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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美国高层官员有关中国的一系列表态似乎表明,华盛顿正在凝聚日益统一的对华政策,加强了美国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 vs 非自由主义”世界观,并对中国的全球传播工作构成挑战。

星期二上午,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警告说中国“有能力试图扰乱基于规则的秩序”。图为2021年6月2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哥斯达黎加登机离开。(AP)

6月8日上午,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关于2022年国务院预算申请的听证会上,中国“是唯一一个在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和政治上有能力试图扰乱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的国家。”

6月8日下午,参议院通过了一项2,47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重点是在技术上与中国竞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在演讲中宣称,“在全球范围内,专制政府嗅到了水中的血腥味(...)他们认为,像我们这样争吵不休的民主国家无法像一个自上而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那样团结起来,投资于国家优先事项。”舒默更暗示,美国的这项新立法已证明这些“专制政府”是错误的。

这些表态是在美国采取一系列强硬的对华行动之后作出的,包括大声呼吁在中国继续进行新冠溯源审查,举行历史性的欧美峰会以加强跨大西洋关系,扩大对中国科技和国防相关企业的投资禁令,以及加强与台湾的政治、贸易和军事关系等政策。

图为2021年4月22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出席记者会。(美联社)

综上所述,这可能代表了美国高层官员正趋向一套较为清晰的对华方针。在经历了最初的不确定期之后,民主党阵营和拜登政府似乎已经在中国问题上形成了新的共识,而正如布林肯所言,这种共识是基于美国“实力的地位”:“美中关系有越来越多的对抗性方面。它当然有竞争方面,而仍然有一些合作的方面。但共同点是(美国)要从实力的地位来对待关系的每一个方面。”

然而,这种新的共识并不仅仅反映在具体的政策上,如增加对台湾的支持或禁止对中国公司的投资。它也是拜登政府回归到基于“美国领导力”和全球民主国家对抗中国等非自由政权的经典外交辞令的结果。

美国“自由与民主”的对华政策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政府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主义言论虽然在国内政治中很有效,但在国际社会里也损害了美国的海外形象。通过与从北约到东盟中的传统盟友对立,当时美国的孤立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福音,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显得更加负责任。

美国大选:政治刊物《外交家》的网站2020年8月24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到,在对华政策上,拜登与现任总统特朗普不同的方式是,他主张美国应该通过结盟来对抗中国。图为2016年7月21日,特朗普俄亥俄州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Getty)

拜登的高层官员一直致力于扭转这种局面。如今,美国重新强调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作用,以图重建其全球战略性的联盟,并再次毫不犹豫地宣称自己是国际道德领袖。

然而,在谈到中国时,拜登并没有扭转特朗普转向更强硬的外交政策趋势。上个月,在一次中国政治学者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表示,从拜登的第一个100天来看,他与特朗普之间的“连续性”比预期的要多。

从这个角度看,拜登政府对美国在亚洲领导地位的设想与其说是奥巴马“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政策的延续,不如说是布什时代的“自由与民主”议程的复兴,一种善与恶的二元论观点,而今天中国取代了过去的苏联或“邪恶轴心”。

通常被称为“亚洲沙皇”(Asia Czar)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拜登新政府设立的职位)坎贝尔(Kurt Campbell)最近给出了这种新思维方式的迹象。

图为2019年5月23日,亚洲集会主席坎贝尔于北京出席中国发展论坛。(路透社)

两周前,坎贝尔宣布了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本周,在布林肯向国会讲话的同一天,他提出了美国正在与一个咄咄逼人、不负责任的中国打交道的观点:在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由坎贝尔于2007年协同创立)举办的一次活动中,坎贝尔自信地指出,由于中国“对全球外交采取强硬态度”,它正面临“全球反弹”。而这种说法的含义不难猜测:美国不面对全球反弹的原因是,与中国相比,它站在国际价值观的正确一边。

对坎贝尔来说,疫情之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有所上升,这与美国对华政策无关,这只是中国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结果:“在过去一两年里,为中国制造麻烦最多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假设同样的话出自特朗普的前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之口,也不会显得不合时宜。

美国以旧的意识形态框架新近“框起”中国意味着什么呢?美国全球主义的回归和白宫越来越愿意将中国描绘成(自由与民主的)国际体系的破坏者,这两者的结合意味着中国与特朗普时代相比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海外宣传挑战。

讲好自己故事的困难

疫情期间,中国未能改善自己国际形象,这部分是由于中共国际传播工作的制度劣势,未能构建令他国人民信服的叙事系统。但美国更强硬的外交政策只会增加这种困难。

如今,美国和中国越来越多的是陷入价值之争,争论谁的政策制定才是真正在基于共同的全球价值观,而谁只是在用实力说话。双方都试图将自己表现为更公平国际体系的捍卫者,无论是美国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还是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对方描绘成这个体系边缘的恶棍和伪君子。

在美国一方,民主党的“民主 vs 专制”对立和共和党的“邪恶帝国2.0”都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现在处于难堪的地位,站在国际价值的错误一边,而这是美国的一个机会。美国在这一点上越来越统一和明确的立场,只会让中国在国家舞台上更难讲自己的故事。

然而,美国对与中国竞争的看法越来越统一,并不意味着它越来越正确。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看,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是有问题的,这主要是因为它假定中国的传播策略永远不可能成功,而且美国的道德观点永远会受到其他国家的青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称CGTN要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Reuters)

这种自以为是可以从美国评论者对习近平5月31日对中国传播工作的讲话的分析中看出。对他们来说,习近平的新指导方针只能被理解为承认自己的失败,即“中国高层反思战狼外交”。几乎没有英语评论员注意到,所谓的“战狼外交”只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侧面,而且是一种刻意的选择,是更广泛的传播策略的一部分。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由党领导的传播工作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自疫情早期以来,中国的体制也显示出相当大的优势。即使在其国际形象的“低谷”中,中国的抗疫专业知识和积极的疫苗出口政策使其处于全球外交的前沿。

在2020年初,国际民意调查者自问“中国的国际声望是否已经达到顶峰”,但其实他们也可能问中国的声望是否已经达到了低点。

看到中国在管理疫情和重启经济方面的成功,难道不是中国只是在道路遭遇坎坷,而在未来其声誉只会上升?在疫情后的世界里,中国的确可以利用其公共卫生和经济优势来加强其传播工作。更加谨慎的美国对华政策最好不要对未来国际政治风向过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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