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冲突何以演变成无解的土地问题|地理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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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以巴冲突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冲突,重点是谁控制了土地。因此,了理解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为何如此激烈地争斗,回顾一下冲突的主要领土变化是有帮助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一争端的演变反映了土地所有权的变化。随着围绕土地的纠纷越来越复杂,冲突也越来越难解决。特别是,巴勒斯坦土地的逐渐分割使得大多数外部观察家所提倡的“两国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现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领土可以大致分为四个不同的地理区域:西部的地中海沿岸平原、中部的山脉、东部的约旦河谷和南部的内盖夫(Negev)沙漠。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地势图,可见西部沿海平原、中部中央山脉、东部河谷的分野。(IsraelAdvocacy.net)

通过联合国1948年的以巴分治计划,国际社会试图将这块领土及其资源平分:海岸线、山脉、山谷、沙漠,甚至主要城市中心,特特拉维夫-雅法(Tel Aviv-Jaffa)和耶路撒冷(Jerusalem)都由双方分享。

实现这种平衡的划分需要一些不寻常的边界:两个国家被分割成三个不同的部分,而这些部分只通过狭窄的“关节”连接起来,在那里,以色列两部分和巴勒斯坦两部分以X形相遇。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幅地图将被证明比未来出现的领土划分简单得多。

不幸的是,这脆弱土地平衡的寿命极短。

联合国1947年分治的地图,巴勒斯坦占据了高处。(Wiki Commons)

1948年:以色列赢得战争,巴勒斯坦被一分为二

联合国计划确立后,巴勒斯坦人和该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立即向新的以色列国宣战,发动了第一次以阿​战争。然而,到1949年签署停战协议时,以色列已经抹去了联合国的边界,征服了6,000平方公里的领土,即巴勒斯坦土地的一半。巴国也被分割成在战争结束时由埃及控制的加沙(Gaza)地带和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West Bank)。这一划分至今仍然存在。

作为战胜国,以色列利用其事实上的权力,对其夺取的大部分土地提出了主权要求,以及颁布了一系列的土地法,给其占领以法律地位。

“缺席者财产法”(Absentees Property Law)对离开或被迫逃离被占领土地的人(主要是阿拉伯人)进行了法律定义,并使其他人可以要求获得其土地。根据这项法律,200万“杜纳亩”(dunam,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面积单位,相当于1,000平方米)被从“缺席者”手中没收,后来被移交给以色列发展当局。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土地的转让使得以色列能够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和以巴专家佩雷茨(Don Peretz)的说法,1954年,以色列三分之一以上的犹太人居住在缺席者的土地上,近三分之一的新移民(约25万人)定居在阿拉伯人被迫抛弃的城市地区。

1947年和1949年之间的边界变化。空的绿点代表被摧毁的阿拉伯村庄,满的绿点代表保留的村庄。(Monde Diplomatique, UNRWA, 巴勒斯坦国际事务研究学术协会)

相比之下,转移给以色列当局或居民的土地越多,留给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就越少。随着巴勒斯坦被一分为二,数十万居民成为难民,建立一个正常运作的巴勒斯坦国的目标被推到了未来。不幸的是,这只是巴国土地问题的开端。

1967年: 以色列占领整个巴勒斯坦

1967年,当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关系再次紧张,所谓的“六日战争”(亦称“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了。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已经控制了西奈(Sinai)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沙巴阿(Shebaa)农场和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当时,它占领了100%的巴勒斯坦土地。

然而,这新土地给以色列带来了一个难题:到底是要宣称对整块土地的主权并给生活在那里的数百万巴勒斯坦人以公民身份,还是将获得的土地归还其敌人?当政治界开始辩论这个问题时,一小群原教旨主义的犹太人并没有等待讨论的结果:他们为以色列要求土地,开始进入巴勒斯坦领土,建立新的犹太定居点。

这些定居者迅速地改变了当地的现状,而以色列的公众舆论和政治领导人逐渐转向支持他们;以色列政府的各部门甚至开始参与其中:住房部为那里的建筑开始颁发许可证,而军方则制定开发地区的计划,包括建造连接定居点和以色列本土的道路网络。

对世界上大多数观察家来说,这写行动显然违反了国际法:《日内瓦第四公约》第49条明确规定“占领国不得将其本国平民之一部分驱逐或移送至其所占领之领土”。因此,联合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都谴责建立犹太定居点的行动是非法的。然而,尽管国际社会的反对和巴勒斯坦人的不满情绪,定居点的建设仍然继续。

内塔尼亚胡正加速在约旦河西岸建造定居点,蚕食了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图为2019年新建的犹太人定居点。(Peace Now)

1995年: 《奥斯陆协议》建立了自治但分散的巴勒斯坦

在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斡旋的以巴谈判试图为占领情况找到一个更持久的解决方案。1995年9月,《奥斯陆II协议》(Oslo II Accords)的结果是将大多数定居者居住的约旦河西岸划分为三个主权区域,称为A、B和C区。

A区包括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口中心,被置于一个自治的巴勒斯坦政府以及其自己的安全部队的控制之下。B区处于混合权力之下,由巴勒斯坦政府管理,但由以色列安全部队控制,而C区则完全由以色列控制。

尽管该协议因首次建立巴勒斯坦“自治”而受到赞扬,但它也强烈地破坏了巴勒斯坦领土的统一性。巴勒斯坦控制的地区其实被划分为许多较小的、不连续的地区,只占约旦河西岸领土的18%,而以色列控制的大部分是连续的地区占领土的60%。从某种意义上说,巴勒斯坦人自治权的代价,是其领土统一的失落。

约旦河西岸的限制空间地图,即C区(蓝色)。A区用米色表示,B区用浅蓝色表示。(联合国家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问题是,如果没有随土地而来的基本资源,一个国家的自治就没有什么意义。虽然巴勒斯坦的城市地区被置于巴勒斯坦的管理之下,但维持这些城市地区所需的土地的管理基本上仍由以色列控制。在一个绝大多数是农业的社会,这不是一个小细节。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以色列控制的C区包括了约旦河西岸的“最肥沃土地和最好牧场”,以及关键的水资源和矿产资源。这对以巴冲突的两国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有直接关系:联合国案文指出,如果不能享受C区的资源,“巴勒斯坦农业部门的恢复是不可想像的,也不可能建立一个能够支撑可行的巴勒斯坦国的强大经济”。

奥斯陆协议非但没有为土地分享提供长期的解决方案,反而让巴勒斯坦人以经济上的监护为代价给换取政治上的自治。通过允许关键资源继续由以色列控制,该协议对实现两国解决方案所需的双方自给自足形成了障碍。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农业地图。注意中部高地和约旦河西岸普遍存在的果园(深绿色)。

不断受到侵蚀的巴国

奥斯陆协议签订后不久,野心勃勃的右翼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首次上台。在他的领导下,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行动在政府的慷慨支持下继续有增无减。

2015年,特拉维夫智库的一项分析发现,以色列政府在定居点的人均支出是以色列其他主要城市的两倍:譬如,教师和学生得到了更多的资助,购房者受益于补贴住房,而定居者支付的公共交通费用也较低。因此,今天的定居点已经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一个制度化部分,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甚至还有一所大学。

随着犹太定居点的数量和质量增加,巴勒斯坦人获得土地和基础设施的机会就更少。

根据《卫报》的一份报告,C区在2001年至2007年期间,建造了超过一万个以色列定居点单位,但只有91个许可证颁发给巴勒斯坦人,而1,663巴勒斯坦人的建筑被拆毁。定居点监督机构“土地研究中心”(Land Research Center)对这种巴勒斯坦土地的没收和拆除情况进行了统计,并声称类似的趋势持续到今天。

即使在A区,以色列当局对钻探、修复和投资水务基础设施也有否决权。他们还对肥料的进口施加限制(因为它们可以被用作手工炸弹),并限制人员和货物在西岸的流动,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农业和商业。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自2000年以来,土地转让导致巴勒斯坦人可用的农业和可耕地急剧下降,而以色列施加的限制则使农业产出退化。

2015年,UNCTAD指出,“尽管有着相似的土壤和气候,但巴勒斯坦的农业产出和生产力却落后于以色列和该地区的同类国家”,而且,尽管自然环境几乎相同,但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农业产量平均只有约旦的一半,也只得以色列的43%。

1961年至2016年间巴勒斯坦的农业用地。自1984年以来,可用农业用地的总面积平均每年减少0.65%。(世界银行)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阻碍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解决。然而,巴勒斯坦土地的分割是一个主要的路障,使得最广泛呼吁的解决方案——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越来越不可行。

不可能的以巴分治

以色列单方面脱离加沙的经验也表明,迁移已定居者是多么困难。2005年当时强制驱逐加沙的9,000名犹太定居者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政治决定,在以色列社会留下了巨大的痕迹。如今,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有65万到80万定居者,以色列的政治家们不太可能对近100倍的以色列人采取同样的做法。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今天,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已经成为该地区人文地理的永久性特征,它们已经与巴勒斯坦领土完全交织在一起,填充了巴勒斯坦城镇之间的可用空间,并慢慢侵蚀了该领土两国分治的可能性。

特朗普以巴冲突和平计划。(白宫)

能证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也许是特朗普经常被嘲笑的、在没有得到巴方任何意见的情况下起草的2020年以巴冲突和平计划。仅仅看一下分治地图,就足以意识到该计划是多么不可能奏效。巴勒斯坦领土沦为分散的、不连续的土地,只能通过狭窄的隧道和走廊勉强维持连续性。为了满足巴勒斯坦的工业和农业需求,计划甚至不得不从以色列手中拿去沙漠的一小块土地,这也间接证明了这些需求在今天并没有得到满足。

然而,这些荒谬的边界可算是勉强在以色列定居点和巴勒斯坦城镇之间划线的自然结果,清楚地表明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已经变得多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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