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埃尔多安通话的未言之隐 中土新疆问题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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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通电话。在中土建交五十周年之际,两国元首此番通话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而通话内容及双方在此后发布通稿中的一些细节差异更为耐人寻味。

在中方通稿中,对埃尔多安谈及的新疆维族问题只字未提。而在土方通稿中,对这一“痛点”则毫不避讳:“埃尔多安告诉习近平称维吾尔突厥人作为平等中国公民,在繁荣与和平中生活,对土耳其来说很重要”——土耳其总统府次日发表的官方通稿中如是说道。

中国的低调态度不难理解,在埃尔多安当局近年来日益跳脱出西方阵营既定轨道的当下&土耳其本身独特险要的地缘位置,北京方面出于自身全球地缘战略的根本需求,在全面深化对土关系上有着强烈动机,且在事实上也于此取得了不少显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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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形下,作为两国关系之间长期存在的,极易引发舆论喧嚣的敏感点——新疆维族问题,北京方面通过冷处理的方式进行必要管控也在情理之中。

与中国类似,土耳其在处理对华关系上也面临着同样棘手的“新疆问题之困”,虽然表现形式和内在机理有所不同。

埃尔多安此番涉疆表态除了附和土耳其国内虽已式微,却长期存在的“泛突厥主义”政治正确之外,更是其当下面临重大政治困境的真实写照。

由于长期以来(2018年至今)在经济治理上的低迷,埃尔多安当局现在已经面临反对党阵营愈发高涨的,要求提前选举的压力。虽然目前,埃尔多安阵营仍然坚持如期选举,但为以防万一,选举的筹备也在悄然铺开。

由于在经济脱困上的无力,埃尔多安当局已经失去了不小比例的,在政治上相对中立的城市中产支持。尽管这种情形不会必然导致埃尔多安大位不保,但执政的正发党很可能会就此失去对国民议会的绝对掌控。对于权力掌控欲极强的埃尔多安来说,这样的“部分失利”同样难以忍受。

因此,开拓上述“失落群体(政治中立的城市中产)”之外的替代性票源就成为埃尔多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此,拉拢执政盟友民族行动党的“泛突厥主义”票源就成为埃尔多安的优先选项。然而,在这方面,埃尔多安同样面临着内外矛盾的境况。

如果只考虑国内选举需求的话,埃尔多安当局无疑可以放手进行“泛突厥主义”动员。但对于眼下日渐从西方轨道脱嵌,而期望以全面拓展对华关系作为打造独立自主外交战略重要一环的土耳其来说,在中国颇为敏感的新疆问题上挑事--比如在其国内进行大范围的泛突厥主义动员--绝非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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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考量,自西方阵营刻意炒作的“新疆问题国际化”风潮以来,埃尔多安当局保持了几乎最高限度的低调中立,更未如西方阵营期许的那样充当“新疆问题排头兵”的角色。但安卡拉方面在新疆问题上的“冷漠”在取得拓展对华关系之实效的同时,却开罪了国内的“泛突厥主义”势力。

这一“利空”使得原本因民族行动党背景而自动流向执政联盟的“泛突厥主义”票源逐渐产生动摇,敏锐察觉到这一暗流的反对党阵营则借势而起,开始通过种种或明或暗的手段将“泛突厥主义”票仓收归己用。

今年4月发生的,反对党阵营两大明星政客,安卡拉市长亚瓦什(Mansur Yavas)与好党主席阿克谢奈尔(Meral Aksener)为巴仁乡暴动30周年纪念活动高调站台即是最新例证。

上述由反对党阵营持续进行的“选票收割”操作显然令埃尔多安当局坐卧不宁,如果任由其“野蛮生长”,最后不仅正发党会失去对国民议会的绝对掌控,连埃尔多安本人的总统大位都可能不保。

基于此,在新疆问题上进行必要的“泛突厥主义宣示”就成了埃尔多安不得不进行的政治操作。鉴于对华关系在埃尔多安当局“新版自主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这样的“宣示”又必须进行严格的尺度范围限制。

于是乎,摆在埃尔多安当局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由执政当局的非重点人物对北京方面进行“直率提醒”,比如正发党发言人与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在此前都就新疆维族问题对中国进行过“正面却有限的批评”。

要么就如埃尔多安在刚刚结束的中土元首通话中表现的那样,由像他这样的执政当局头面人物以相当委婉含蓄的方式向中方转达对新疆问题的“关切”。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国内选举压力的迫近,埃尔多安当局这种试图两头讨好的手段仍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反复出现,但具体效果恐怕很难符合安卡拉方面的原初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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