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 西方正在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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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而言,是的,面对中国,西方正在觉醒。

复杂而言,说来话长。

对华方案犹尚缺 对华共识已成型

首先,“中国”愈发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话题,无论是中国在场的G20和联合国,还是中国不在场的G7,中国似乎都在左右议题的设定。

在欧洲,既有默克尔(Angela Merkel)等人一再表示“我们要找到统一的对华政策及方式”,亦有一帮民意代表在各国及欧洲议会里为“中国威胁”和“中国市场”各说各话。至于布鲁塞尔的欧盟高官们,则忙着起草一份又一份“欧中关系”文件,且频率已然从之前的几年一份,发展到如今恨不得一年数份——至于这些高官谁人真心忧虑欧盟围绕“中国问题”的撕裂,又有谁人为了交差人云亦云,则只有亲近者方知。

“中国”一直是近几年来G7峰会的主要议题。(美联社)

在美国就更是好一幕热闹场面。谈及“中国”,驴象二党的人为了不落下把柄,恨不得使劲一切手段力证自己的“清白”,大有重演“麦卡锡式红色恐慌”的意境。昔日对苏联或俄罗斯的指责,如今只需将“被告”改为“中国”,便可全部适用。面对此情此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2020年9月11日的一句感慨甚为令人莞尔:“美国政界人士常被问及谁对他们的选举干预更多。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了当第一,可是如今中国已然排名第一,这实在太令人遗憾”。

其次,而在西方世界的“边缘地带”,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政客就更头痛——以往几十年只需搞好同美国的关系,便可高枕无忧,如今却需同时搞掂中美,难免焦头烂额。以至于菅义伟、莫里森(Scott Morrison)的内阁成员们,既要高喊“抵抗中国的扩张”,又要伺机做出“我们很重视与中国的关系”等在中国看来“两面三刀”的表态,以确保自己的对华商贸不受影响——毕竟这牵连着数以千万计的就业与生计。

不过,对西方政坛而言,纵然对“该如何应对中国”仍感头痛,纵然内部也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共识却已形成,也即“中国这个修正主义国家正对‘以规则为准绳、以自由民主为价值’的世界秩序造成巨大颠覆性挑战”。

而这种于近年形成的、西方共通的对华认知,既是值得商榷的,也是正确的。

美国国务院2021年7月19日发表声明,就微软遭黑客攻击事件,指控中国是幕后黑手。(美国国务院官网)

不能打你,不能无视你,骂你总可以吧?

其值得商榷之处在于,当中国愈发成为“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中国并不是要颠覆无视规则——相反,中国珍视规则,只不过珍视的是联合国的规则,而非西方国家口中的“普世规则”;当中国以十四亿人之规模、以“你们没资格说从实力的地位与中国讲话”之语气发声,西方即便不乏掩耳盗铃者,整体而言也逐渐意识到,中国似乎并非不认可自由民主——中国只是在声称,西方对“规则”的界定很双标,对“民主”的认知很狭隘。

西方对中国这种态度很恼火,却也无可选择,只能倾听。毕竟今日之中国不是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之苏联,不是卡扎菲(Muammar Gaddafi)之利比亚,不是萨达姆(Saddam Hussein)之伊拉克,不是阿萨德(Bashar al-Assad)之叙利亚,不是金氏之朝鲜,不是叶利钦(Boris Yeltsin)和普京(Vladimir Putin)之俄罗斯,乃至不是北洋政府或蒋介石,甚或毛泽东与邓小平之中国——对西方而言,如今这个中国很恼人没错,却既无法颠覆,亦无法忽视。

既然如此,那么西方所能做的,可不就是摆足声势,联名批评抗议?不能打你,不能无视你,骂你总可以吧?在我们自己的议会中、自己媒体的头版上、自己智库或论坛讲会上大谈“中国威胁”,总可以吧?总不能让我承认“中国要颠覆的是‘西方威胁’”,让我承认自己才是错的那一方?

2021年3月18日,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杨洁篪(中)和外交部长王毅(左二)于阿拉斯加与美方会晤时“你们没有资格说从实力的地位与中国讲话”一语,引发全球热议。(AP)

中国:西方眼中的“修正主义”

另一方面,西方近来形成的对华认知,其正确之处在于,中国确实是个“修正主义”国家。

这个带有强烈20世纪历史印记的词汇,曾被中共用来形容铁托(Josip Broz Tito)的南斯拉夫,以及“去斯大林化”的苏联,认为二者皆背离了马列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及至邓小平于1989年5月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表示“当时(中苏)双方都讲了很多空话,我们现在也不认为自己当初说的都是对的”,“修正主义”一词才画下一个句号。

可而今,当这个词再次出现于国际舆论场,却是被西方用来形容中国,认为中国要修正“以规则为准绳、以自由民主为价值”的世界秩序——事实也确是这样。

只不过,细究中国历来的讲话,乃至其多年来的作为,中国要修正的并非“以规则为准绳”的设定,而是西方口中的“规则”本身。譬如,凭什么全由资本设定规则,对西方资本保持开放态度的才是“自由市场”?凭什么西方企业有优势时,便要求他国开放市场,他国企业有优势时,又要以“国安”之名封禁?凭什么欧美在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两百年,完成产业升级之后,要让刚开始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用真金白银去买“碳排放量”?凭什么加拿大扣押商务人士便是“司法独立”,中国扣押情报人士便是“政治人质”?

中国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应对,令国民自信大大增强。早在2020年4月,连北京等内地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也已基本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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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修正的也并非“自由民主”价值观,而是告诉世人“自由并非放任自流”,公民责任与公民权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中国的民主也并非仅限于选举,而是要让国民活得舒适、有尊严、有保障,让国家前进的方向符合人民利益,是为“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也认为自由与民主并非手段,乃是目标,且并非全部目标,乃至并非最重要的目标——中国所图者,是于国家层面力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于社会维度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并于个人维度推崇“爱国、敬业、诚心、友善”。

这充满浓郁官话色彩的“24字”,传承自中国仁政德政的价值观;总结于“国之不存,民将焉附”的惨痛历史认知;奠定于中国勉堪谓“足”,未敢称“富”的客观发展现况——关乎中国的官方口径,乃至绝大多数国民对官方口径的认可程度,中国之所以不惜在当下仍以西方为主流的舆论场中与西方激烈对抗,乃至不介意为“战狼”辩护,是为要告诉世人,中国认为,各国本就应该因地制宜,根据自己不同的国情与文化,去设定不同的政制。

美媒7月14日报道,拜登政府欲与北京建立紧急热线,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7月15日回应称,中美之间已有多条热线。赵立坚被普遍视为近年来中国“战狼外交”的代表人物。(Twitter@zlj517)

“被革命者”与“担忧自己将被革命者”

有鉴于中国这样的认知与立场,对西方而言,中国不是“修正主义”,又是什么?中国要修正的,是西方过去数百年所建立的“规则”,是以西方基于其自身历史文化背景而建立,并施于全球的“普世价值观”——而当西方面临这个因应中国而逐渐改变的世界,这可不就是西方的“存在危机”吗?

回望数十年前,中共通过革命,改变了彼时只对少数国民有利的政经文化秩序,在改善绝大多数国民的物质和生活面貌的同时,也“革了少部分国民的命”;而这些被“革了命”的少数国民,又多逃往香港台湾,间接形成了今天港台两地对内地/大陆的心理隔阂——连同种同文的香港台湾国民,在“被革命”之后,都对内地/大陆心有余悸,那么又何怪得今日西方对中国、中共的芥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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