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万大军鏖战埃塞俄比亚 东非小中国的奇迹因何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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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月中旬,从2020年11月4日开始的埃塞俄比亚“提格雷战争”陡然峰回路转。埃塞俄比亚国防军的20万以上大军与提格雷州的25万大军在历经一年鏖战之后,战况已经从2020年11月初的提格雷军大败变成了政府军溃退。

到7月28日,埃塞总理阿比(Abiy Ahmed)当局草草调集的决战大军历经两周战斗大部溃散。至此,这场双方总兵力超过五十万,数百万平民卷入其中的大战似乎要迎来阶段性结局,问题也随之而来:埃塞俄比亚,这个直到2018年都曾被外界称为“中国模式的模仿者”、“东非小中国”的新兴国家为何走到了今天这步山河破碎、国家分裂的田地?其深层次原因是耐人寻味的。

到2021年8月11日,提格雷军与奥罗莫解放军兵合一处,其最近处距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不足60公里,提格雷战争引发的动荡也使得阿比为首的埃塞当局不得不面对北部地区一片混乱的局面。(liveumap网页截图)

一亿人的中国模式

总人口1.12亿,由奥罗莫族(40%)、阿姆哈拉族(30%)、提格雷族(8%)、索马里族(6%)、锡达莫族(4%)等80多个民族构成的埃塞俄比亚是一个一言难尽的国家。

7月之后,埃塞战事的发展呈现急转直下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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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这个联邦制国家自1991年由已故前总理,提格雷人梅莱斯(Meles Zenawi)率领“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PRDF)及麾下部队推翻前总统门格斯图(Mengistu Haile Mariam)的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Derg)政权后,的确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

资料显示,埃塞俄比亚在EPRDF这一全国大党长期治理下,曾从2011年开始,其在政策层面上呈现出“认真学习中国经验”、“逐步经济改革模式”的态势。梅莱斯本人还亲自率团前往中国招商,以2012年1月,中国华坚鞋厂在埃塞设厂为标志,该国呈现了兴建“中国工业园”的风潮。不但为当地解决了数以万计的就业,还引来了世行贷款以帮助其发展。

到2018年,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还专门指出,埃塞俄比亚依照其“新结构经济学”,“发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时间,埃塞俄比亚是“参考中国模式”的“非洲版中国”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梅莱斯(左)在其任期内曾多次访华,其在与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等人的对话中曾多次谈及“扩大双方经贸合作,愿与中方在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加强合作”等实际操作。(中国政府网网页截图)

但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亚本身也是一个民族矛盾复杂的国家。在具备领袖魅力的梅莱斯总理率领下,EPRDF党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这一相对小党为核心尚能统合大民族大党,待梅莱斯逝世,TPLF就无法稳住大局,原先团结在梅莱斯周围的四个党龃龉频生。各大民族的山头随之崛起,势单力孤的TPLF也逐渐陷于边缘化。

在梅莱斯生前,他曾以“要EPRDF,还是Interahamwe(联攻派,即卢旺达大屠杀期间犯下血债的的胡图族民兵组织)”为口号,训诫包括TPLF在内的各党派头目不要轻举妄动,以免联盟分裂,令埃塞俄比亚出现卢旺达式的生灵涂炭。遗憾的是,梅莱斯担心的事情还是在他逝世7年后发生了。

随着出身EPRDF的阿比于2019年12月1日拆解了联盟,并建立了除去TPLF之外,原联盟各党组成的“繁荣党”,埃塞俄比亚全境的民族冲突也因为旧联盟解体而骤然升温。2019年后该国全境至少8场大规模冲突中,2020年11月开始的“提格雷战争”只是其中之一。这种全国内战,国家濒临分裂的局面,较之此前“东非小中国”的盛况,无疑是令人喟叹的。

到阿比(中左)当政时期,埃塞俄比亚在执政党解党之后开始从中国转向美国。图为2020年时,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中右)前往埃塞,就该国与埃及之间的水资源展开“调解”时的留影。(美联社)

山河破碎打破经济发展

对外界来说,埃塞俄比亚从2011年之后呈现的“中国模式”也许是一种偶尔符合条件的繁荣。在2014年时,曾有专家认为中国在近代发展历程上的相似,使埃塞俄比亚可以借“中国模式”风生水起,其相对健全的法制也让亚洲企业愿意试水转移产地。但这种繁荣是建立在EPRDF与梅莱斯政府长期执政的惯性上的。

梅莱斯制定了五年计划,推动了与中国“改革开放”相似的推动市场经济的改革。梅莱斯没有像其他非洲国家那样,建立“多党制”或西方式的选举,反而担任临时总统及总理20多年,以训政方式建立了具备凝聚力和效率的中央政府。这使得埃塞当局在一段时期内具备推动、号令全国共同作为的能力,其大多政策能得到充分贯彻。

随着埃塞当局的失势,各大势力纷纷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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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该国存在上千年的民族矛盾也逐渐被放大。在梅莱斯2012年逝世之后,自1995年确立的“民族联邦制”开始失衡。提格雷精英长期主宰埃塞政界军界,这使得奥罗莫族出身的阿比扮演了打破“提格雷沙文主义”的角色。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其社会的动荡、民族矛盾的激化乃至国家的分裂就在所难免。其“非洲奇迹”的故事就因此被打断。

首先,相对于提格雷人及其党派掌控埃塞二十多年,埃塞两大民族,即奥罗莫人和阿姆哈拉人之间也有上千年的积怨:提格雷人认为,阿姆哈拉人建立的“所罗门王朝”对自己展开了近千年的奴役与同化,奥罗莫人则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阿比身为奥罗莫人,,但他的内阁幕僚却多为阿姆哈拉人,没有奥罗莫精英的位置,这种局面让此前曾支持他的奥罗莫民族主义者更为恼火,其“独立建国”的决心也逐渐增强。

其次,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的主体民族阿姆哈拉人也希望趁此机会实现复兴。在EPRDF近20年领导下,阿姆哈拉民族主义在民间一直颇有支持者。在2019年,阿姆哈拉州就发生了当地军警首脑率众袭杀州长、国防军总参谋长(相当于总司令)的政变。在2020年11月4日的“提格雷战争”期间,阿姆哈拉民兵组织还杀入提格雷州西部地区,夺占大片领地。而今,随着阿比当局在战场上丢盔弃甲,阿姆哈拉势力发动政变的可能也越来越大。

对埃塞当局来说,战况如果难以挽回,阿比总理总可以研究转进

再次,政斗失势的提格雷势力可能也有独立建国的想法。国际危机组织等权威智库认为,梅莱斯领导的TPLF之所以实施“民族联邦制”,其关键目的也在于为自己的政党和提格雷族留一条后路。一俟TPLF无法保证其统治,又或者被其他民族政党迫害时,他们可以借埃塞俄比亚1991年后新宪法中关于“民族分离权”的规定,先退回其大本营提格雷州,进而在合适的时机寻求像厄立特里亚一样独立建国。

而今,随着TPLF先在2020年的提格雷州地方选举取得完胜,又在2021年的战争中取得优势,这使得他们已经在一片混乱的埃塞俄比亚确立了自身相对稳定的政权。

此外,埃塞俄比亚的饥荒进一步加剧了各个民族间的矛盾,争夺粮食的流民成了野心家之间可供驱使的工具。随着埃塞联邦政府在各地冲突中被不断削弱,埃塞全国各政治势力的碎片化也随之加速。

从这里看去,或许在此次大战结束后,埃塞各地残留的中国工业园也许还能依托原有的工人、资源等基础维持运转,并给各地带来一点效益,但此前那种“东非小中国”的景象,短期内恐难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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