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纳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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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月中旬,随着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在8月11日宣布“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政治障碍已经扫除”,有关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进程正在不断加速。9月3日,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Hossein Amir-Abdollahian)还在与中国外长王毅的对话中单方面称“感谢中国支持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云云。

到9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的特使哈基莫夫(Bakhtier Hakimov)在接受采访时宣布,普京会在16日至17日间的上合组织峰会上宣布“埃及、沙特和卡塔尔将成为上合对话伙伴国”以及“决定启动接纳伊朗的程序”。至此,伊朗成为上合组织国家已成为极大概率的事件。问题也随之而来,中国作为俄罗斯之外的上合组织另一个核心成员,北京接纳伊朗入盟的利弊何在呢?

意料之中的问题

对北京来说,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是意料之中的问题,在伊朗前总统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执政时期,伊朗于2005年7月获得上合组织观察员国身份后,后于2008年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该国终究受制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无法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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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2015年7月后,随着伊朗与中、俄、美、英、法、德六国达成核问题全面协议,此后联合国制裁取消,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限制性条件亦被解除。但遗憾的是,上合组织仍在同期接纳了印度、巴基斯坦入盟之后对伊朗问题严加限制,当年的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亦强调“希望伊朗核问题的全面解决将促进伊朗深化同上合组织合作,并为根据既定标准研究伊朗加入上合组织问题创造条件”。这种局面与伊朗本身构成的复杂环境有关。

对北京而言,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始终存在两个难解的矛盾。首先,即是伊核问题的发展及其衍生的美伊问题,近年来,美伊双方在伊核问题范畴内引发了相当的次生灾难。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当局2018年5月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进行“最高级别的制裁”为起点,伊朗也分阶段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两军随即在波斯湾、印度洋水域彼此对峙。

到2020年1月,美国在伊拉克刺杀伊朗军方首脑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伊朗随后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中最关键的“限制离心机”条款。直到2021年2月23日,随着美国政权更替,伊朗宣布停止自愿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双方三年来的剑拔弩张才暂告一段落。考虑到伊朗近年来一俟伊核协议等关键问题受阻,就急于抛出与中国等大国“结盟”的新闻,伊朗对上合组织的热忱自是可以理解,其加入所带来的后果也因此可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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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不仅存在传统的宗教与政治的敌对关系。近年来双方的敌对冲突也是有增无减。譬如伊朗与沙特曾在2016年1月因内政问题断交,直到2021年5月才逐渐恢复。

到2019年,美国还组织巴林、埃及、约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各国组建一个针对伊朗的“阿拉伯版北约”,“全部与会者同意有必要对抗伊朗对地区和美国构成的威胁”。虽然埃及很快退出该联盟,但随着阿拉伯世界的两大中心,即埃及与沙特均参与了美国组织的同盟,并把矛头对准伊朗,容留了伊朗的上合组织无疑会对北京在中东的经略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被动去美国化的布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京所担忧的伊朗加入上合的问题大都与此前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国际秩序有很大关系。从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美国及北约利益,华盛顿历届政府利用其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等优势地位,动辄实施制裁,迫使各国改变政策,顺从美国利益。受制裁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利比亚、苏丹、叙利亚、也门等,其中伊朗被美国制裁了4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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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京来说,不同于俄罗斯试图扩张上合覆盖范围,尝试先做大再做强的思路,中方面对美国在中东的强势地位,试图在国际格局巨变之际选择先做强再做大。

但对中国来说,他面对的中东环境正在近10年间接连出现变局。首先是阿拉伯之春破坏了北非到中东的地区秩序,美国非但不能重建其破坏的伊拉克秩序,打翻其试图推翻的叙利亚政权。反而让俄罗斯借助叙利亚内战成功恢复了其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能力,并初步构建了从土耳其到伊朗的“什叶派之弧”。

其次则是特朗普当局末期到拜登当局初期的阿富汗问题。随着两届美国政府用殊途同归的方式向中东诸国展示自己不负责任的一面,美国以葬送喀布尔前政府为代价换来的全身而退再次展示了华盛顿一侧能力的相对不足。这种种局面意味着从中亚到中东,一种去美国化的现象正在被动地形成。在这个时候,以和平方式推进的上合组织甚至也有了以和平方式向前进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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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北京对于经略中东至今仍很谨慎,对伊朗更是如此:这与后者经常把中、伊相关协议视为内外交困时哗众取宠的道具有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中国外长王毅3月27日与伊朗签署的“25年全面合作协议”。伊朗曾多次大事渲染该协议,不仅强调该项目总金额4,000亿美元,更有意炫耀其合作领域牵涉银行、电信、港口、铁路、军事合作。对此,北京仅强调该项目“不包括量化的具体合同或指标”。但无论如何,北京致力于针对中东长期布局的态度已经呈现。毕竟这直接关乎亚欧大陆的整合及“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未来发展空间。

而就北京所担心的阿拉伯国家的态度问题来说,比起中国结交伊朗,中国不带军事目的,不带政治目的干预阿拉伯世界的立场可能更为突出。阿拉伯世界各国精英在“去美国化”的大环境下,正忧虑军事、经济乃至政治局面的稳定,上合就成了一个可以考虑的备选项。

在2020年8月黎巴嫩爆炸事件后,该国一些精英人士面对西方“援助”不力的现状,甚至鼓吹应该委身于中国,让北京基于“一带一路”搞一个拯救黎巴嫩的一揽子方案,宛如当年殖民中东的帝国主义大国一样。埃及、沙特及卡塔尔等区域大国也多少有类似想法。在这个时候,具备军事和区域压制力的俄罗斯将其接引进上合组织,不仅证明了接纳伊朗不会引发阿拉伯世界的不快,甚至还承担了一点“去美国化”之后,维持中东秩序的责任。

在贝鲁特爆炸发生之后,面对西方救援空有口惠的局面,一些贝鲁特的知识分子有了委身中国,拯救国家的胡思乱想。(美联社)

毕竟,在中东,外来的大国干预是常态,所以大国干预几乎就成了中东政治的客观规律。对北京来说,这种规律不是他希望见到的。但国际秩序终究需要有人维系,美国撒手中东之后所留下的烂摊子和真空局面也直接危及中国“一带一路”等战略规划。以往四平八稳的正论,在当下就显得过于谨慎。如果说2019年的观察家们还在展望“2027年中美经济地位互换”的局势转换,到2021年,部分英美观察家甚至把中美之间力量转移的时间点大大提前了。事已至此,北京所能做的也许只剩下面对现实,然后谨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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