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逼退西方干涉 是时候审视“价值观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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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等西方十国因要求土耳其释放政治犯,引发对方威胁驱逐十国大使的愤怒反击,眼看外交大战一触即发,西方十国强调遵守不干预他国内政的准则,选择退让以平息安卡拉怒火。这似乎再次彰显了所谓“价值观外交”在当今国际社会的局限性。

本来,西方十国于上周一(10月18日)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土耳其尽快释放政治犯卡瓦拉(Osman Kavala)。此人是金融大鳄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于土耳其分支的董事会成员,被土国检方认为涉嫌组织和赞助该国2013年盖兹公园反政府示威。他虽在去年2月被法院判定无罪,旋即又因涉及2016年的军事政变被捕,收监至今。西方十国在声明中指此案“给土耳其司法系统对民主、法治和透明度的尊重投下阴影”,并援引欧洲人权法院2019年指此案“审前长期监禁违反人权”的裁定,呼吁土耳其立即放人。

不料此举却引发激烈反弹。土耳其外交部次日迅速照会十国大使表达抗议,总统埃尔多安上周四(10月21日)威胁要驱逐十国大使,并警告对方“没有资格给土耳其上课”,同时反问“你们会对本国内的暴徒、杀人犯、恐怖分子置之不理吗?”埃尔多安上周六(10月23日)更进一步,表示已要求外交部立即将十国大使列为“不受欢迎人物”(person non grata)。这是一国对外交使节的最严重谴责,一旦颁布就会强制驱逐出境。

最后,西方十国选择退让,美国使馆等本周一(10月25日)纷纷发表声明承认“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维也纳外交公约》第41条。埃尔多安也满意地表示相信这些大使“将履行承诺,发言将更为谨慎”,遂撤回驱逐大使的决定。一场外交危机戛然而止。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10月25日发推文指遵守《维也纳外交公约》第41条,也即不干涉他国内政,平息了土耳其怒火。(Twitter@USEmbassyTurkey)

“民主价值”让位于现实政治

毫无疑问,这是“价值观外交”的一次碰壁。当西方十国对土耳其的司法决策横加指导,不仅是居高临下地试图以统一的民主和法治配方规训土耳其,也有自视比对方更了解案件实情的傲慢,还忽略了欧盟始终拒绝土耳其加入、美国惩罚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系统引发的愤恨情绪。这对于试图在东西方之间走出一条新土耳其之路的埃尔多安来说,相当于莫大的冒犯,以致于他不惜祭出可能引发关系破裂的驱逐大使警告。如此激烈的反应证明“价值观外交”已在越来越多主权国家引发强烈不满。

而其后西方十国基于现实政治的让步,更证明了“价值观”的分量可以时轻时重。这些国家清楚若此刻不退一步,将使土耳其进一步倒向战略对手中俄伊的怀抱。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总统拜登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继续冷落埃尔多安,激得对方迅速表示仍有意购买第二批俄罗斯防空系统S-400,并在当月稍后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因此,西方十国迅速选择了和解,美国大使馆率先在推特上发表坚持《维也纳外交公约》第41条的声明,其余国家使馆纷纷跟进。这番“民主价值”暂时让位于地缘利益的操作,也再次证明了“价值观外交”的限度。

在美国总统拜登9月于联合国大会拒与埃尔多安会晤后,埃尔多安单月稍后便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美联社)

“西式价值观”的限度与祛魅

当然,我们能理解西方国家奉行价值观外交的深刻历史原因。这种外交方式脱胎于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光芒,形成于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以道义为由请求法国支持美国独立的卓越战略眼光,定型于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方带来的灾难(尤其是犹太人大屠杀所带来的震撼)以及战后美苏对垒的冷战格局,并随着苏联的瓦解而一度达到“历史的终结”的高度,也已深深嵌入多数国民和执政者的价值体系和国家认同之中。

我们也不会否认这等外交理念曾为国际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虽然美欧并非时时遵守其价值观准则,例如美国曾积极庇护许多亲美的独裁者,包括在菲律宾暴力敛财廿年的马可斯(Ferdinand Marcos)政府,以及统治尼加拉瓜半世纪的索摩查家族(Somoza Family),同时也曾对一些缺乏地缘重要性的人道主义灾难视而不见,最让人痛心的莫过于近80万人丧命的卢旺达大屠杀。但毫无疑问,西方国家自二战以来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公共物品,搭建了许多以多边主义框架解决问题的国际组织,的确为人类发展和福祉做出相当贡献。

但问题是,“价值观外交”在过去二十年早已展现出各种弊端,最严重的悲剧即为小布什政府为推广安全与“自由议程”(Freedom Agenda)而发动的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内部也不断爆发民主危机。欧洲难民危机引发的极右和排外思潮仍大有市场,美国诸多社会问题仍在为右翼民粹主义提供源源不断的燃料。美欧抗疫表现也因“自由价值观”所缚而付出巨大人命代价。

这些国家的实际表现与口中价值观之间的落差,已明显动摇了其“道德高地”的稳固程度,同时也给诸如“选举民主是最好的政治体制”之类的观点完成了祛魅。毕竟,一个难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民主制度,又如何能在道德上和实践上具有吸引力呢?另一边厢,许多“民主阵营”之外的国家正探索多样化的治理道路,其中中国就展现了一种重治理、重成果也重程序的“全过程民主”,提供了国家发展路径的另一种选择。

因此,在西方内部价值观越发分裂、在国际社会也越发受质疑的今天,“价值观外交”对于“民主阵营”内部或能起到统合作用。但在这套价值观道德光环褪色、实践效果不一的情况下,解决国际问题已是弊大于利,引发的反感多于认同,此次土耳其外交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不过,尽管美国在面对土耳其时迅速退却了,但在面对中国这等头号战略对手时,显然还将延续这套做法,并通过将中国粗暴地贴上民主的反面“专制”的标签,以擡高自身的道德优越感,也为围堵中国的地缘竞争之举赋上正义的外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等国选择性施展的“价值观外交”,以及美国仍未能挣脱党争以快速解决社会矛盾,或会更明显地展现出“价值观外交”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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