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遭遇二十四路围剿 印共毛派声东击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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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1月中旬,此前曾在7月预备印共毛派游击队北上“远征”的印度军警、情报及安全各部门正在面临前者多点输出、全面开花的局面。新德里方面已经在11月上旬敲定了建立24处“前沿作战基地”以“全面剿匪”的新方案。印度军警相关消息人士也称“将在游击队控制区采取在克什米尔地区一样的行动”。

在这24路前沿基地中,10个位于传统游击区恰蒂斯加尔邦,7个位于此前罕有游击队踪迹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另有7个位于恢复中的游击区,如贾坎德邦和奥里萨邦。新德里方面还准备向贾坎德和奥里萨两地增派人手。这种兵力配置意味着游击队固然向东北方向展开了小规模的调动,但其主力可能已经向西移动。新德里这场规模盛大的二十四路围剿,也宣告了印共毛派游击队在新冠疫情和当局封锁下非但没有陷入绝境,反而壮大了起来。

游击队的新动向

就毛派游击队的兵力、战斗力问题,以党首沙阿(Amit Shah)、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为首的新德里当局从2021年4月开始一直采取战略和战术双重蔑视的姿态。

自从游击队展示其战斗力,来自新德里的围剿便加重了

沙阿在两千军警被四百游击队于4月7日击溃后,仍强调“游击队系出于绝望才发动袭击”,“因为军警的安全营地已经开到了‘匪区’中心”。莫迪当局还以印度全境有56个县从其“应对游击队安全相关支出”(Naxal SRE)计划中移除为由,认定游击队从2018年到2021年已经遭遇重大损失。

到5月下旬,印度媒体开始继续报道其军警大军对中部地区恰蒂斯加尔邦毛派游击队的“围剿”,在报道里,少量游击队在印度内政部直属的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RPF)、印藏边境警察(ITBP)、边境安全部队(BSF)及地方军警的联合围堵下似乎只有招架之力,即将因染疫而不日灭亡。但印度媒体也指出,相对于军警盯防要道,守株待兔地抓捕一些前去治病的游击队下级指挥官,游击队更多时候仍能从封锁线转移到外线,一些新德里宣布“无匪”的城镇郊区开始出现小股游击队袭扰。

到六七月间,新德里方面开始得到两种有关游击队动向的情报。其一是7月中旬时,军警部队宣称起获“游击队内部文件”,称其在军警和新冠疫情双重封锁之下,已计划发动大规模突围行动,其行动范围地跨三个邦,路线长度超过一千公里。

按印度安全部队向《今日印度》等媒体吹嘘的“剿匪计划”,他们会使用图中的米-17型直升机扫射并轰炸游击队营地。然而在实际作战中,他们只能征用民间直升机。结果缺少武装的民用直升机便被游击队火力逼退,无法降落。(Getty)

其二则是6月中旬开始,游击队前往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招兵买马,利用加密社交软件在青年群体中散发该邦总书记特尔图姆德(Milind Teltumbde)撰写的传单。传单指出,莫迪政府是大资本家安巴尼(Abanis)家族和阿达尼(Adanis)家族以及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该政府不能正常解决马拉塔人社区的困境。

传单呼吁当地青年应追寻历史上打败莫卧儿帝国的马拉塔联邦开国领袖希瓦吉大君(Shivaji Maharaj)的战斗精神,参与“为人民服务”的毛派武装。考虑到当地马拉地人已经因救济配额等问题怨声载道数月之久,这一宣传随即令当地首脑警觉。

但出乎意料的是,印度军警对于哪个动向都没有更多关注,新德里仍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游击队只是癣疥问题,到2021年8月15日,即“印度独立日”,莫迪当局还宣布游击队重要据点达恩泰瓦达(Dantewada)的15个村已经“归顺政府”,当地至少403名游击队员已经“弃暗投明”。这种“阶段性胜利”也让此后印度军警的24路围剿显得不可理喻。

新德里的真正战果

当然,对熟习印度体制的观察家们来说,新德里此番的24路围剿是可以理解的:这是莫迪当局对游击区无计可施之后的一种合理决策。这与新德里方面对游击区地区的低效率控制有很大关系。新德里方面对于游击区的控制正处于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

部分游击队变节人员以“治病”为名脱队,有关游击队内部的各种信息均出自其口,图中的这对夫妇即供称“游击队干部7人病死”,但军警方面也无从查证。而今,这些上新闻的“夫妇”亦有可能是假货。(印度《人民报》网页截图)

首先,游击区的“变节人员”有很多就是当地军警为制造新闻而专门雇佣的人。印度《电线报》(The Wire)在11月8日的报道中指出,恰蒂斯格尔的“归顺”游击队大多是当地军警从游击区随机抓捕来的普通百姓。他们被抓入军警据点后,便被要求签一份“自首”协议,如签署协议,便可获得一万卢比(约合135美元)赏钱,但此后就必须参加当局组织的“游击队归顺政府仪式”,并被迫加入反游击队民团。

《电线报》记者发现,当地军警为做足表面工作,还专门组织了一场“游击队夫妇归顺政府”的集体婚礼。但这批参与表演的男女大都是被抓后被迫“自首”的普通百姓。虽然当地军警表示,参加婚礼的男女“游击队员”是在“归顺当局”并“躲藏在军营”期间“突然相爱”。但很多人还是私下表示这种婚礼实为当场拉郎配,他们也因为签署了“自首协议”,已无法回到游击区的乡村中正常生活,只得选择参加民团卖命。如不肯参与,则有可能会在军警营地内遭遇酷刑身亡。

其次,有关游击区内的管制情况,当地军警甚至只靠问卷调查来落实问题。譬如在2021年8月15日号称有15个村已经“归顺政府”的达恩泰瓦达地区,当地警方并不是靠战场或情报的信息来判断游击队已经式微,而是依靠2021年1月和7月的两次大规模问卷调查得出结论。

在这两次问卷调查中,当地军警向当地医生、教师、基层官员、村社长老发放详细问卷,确认当地是否有印共毛派外围组织、游击队是否入村、警察可否身着制服入村等。两次问卷的答案就是当地军警判断游击队是否还在的根据。这种调查的可信度无疑是要大打折扣的。

就目前局面来说,游击队可能已经在此前的军警围剿和新冠疫情下找到了一些应对的具体手段。譬如就在新近征兵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游击队甚至会选用无人机来监视军警动向。当新德里热衷宣传游击队在原始森林刀耕火种的落后基础设施时,后者实际上已经开始利用社交媒体和加密社交平台招募年轻战士。

随着游击队开始进一步化整为零进入城市与农村的边缘地区,开始更多地以小组方式袭扰印度军警,莫迪当局的24路围剿也很难真正落到实处。而这场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冲突也将在游击队的抵抗下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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