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的“不改变中国体制”有标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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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这是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11月16日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的表态。一周前,拜登的亲信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通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对华公关时也曾提到,“美国并不寻求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而是和中国共存”。

在美国升级对华意识形态对立的背景下,拜登能对中国这一体制和竞争性质完全不同于美国的对手做出这种表述,非常罕见。可见,拜登及其团队事先有过一番深思熟虑。这也是二战以来,尤其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最具有标志意义的变化。

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注重通过政权更迭实现自己的外交和国安利益,手段包含发动战争、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和幕后中情局(CIA)的策动。对于建交前后的中国,美国也抱有这种期待。即便是美国20年前支持中国历史性地加入世贸组织,也是指望通过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催动中国的“民主化”,实现中国体制的转变,从而降低或消除美国眼中的“中国威胁”,使得中国成为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所说的“利益攸关方”。

上一次民主党主政期间,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曾通过互联网技术催动中东颜色革命,美国的情报机构也时刻关注中国国内风向。当时的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离任竞选总统甚至喊出了“扳倒中国”的口号。奥巴马执政后期,以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节点,美国政治精英强烈意识到,美国过去20年、甚至40年的对华战略并未奏效,过去的一些指望和幻想落空。融入到国际体系的中国不但发展壮大,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国际事务中更为积极主动,争夺更多话语权和塑造国际新秩序。

面对这样的中国,特朗普及其右翼势力采取了关税贸易战、科技战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遏阻中国,并高调将中国体制置于和美国的对立面。

拜登作为一位成熟、务实政客,外交上虽然坚持人权价值观和“民主同盟”路线,但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他一方面延续特朗普时期对华策略,一方面又在战略定位和话语结构上强调不打新冷战,不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

所以,拜登现在表态不改变中国体制,算是对前任立场的一种修正。从整个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来看,它也是美国探索和中国“共存”的一种方式。小布什(George W. Bush)和奥巴马当初还能喊出“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从特朗普开始,美国不再这样讲。拜登上台喊出“不改变中国体制”,符号意义大于“欢迎中国和平崛起”,预计会成为一种标杆性的定位。

这说明美国内部对中国体制的韧性有一些新的评估,不再是过去那种基于各种情报的毫无根据的臆测,或者继续抱着中国像苏联那样的崩溃幻想。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1年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新华社)

这种转变也和国际大势以及美国自身实力变化有关。经历中东两场战争,“伊斯兰国”崛起,美国认识到自身领导力和军事力量的缺陷。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上台后都喊出了“美国不当世界警察”,虽然这并不代表美国放弃霸权和自己的不可或缺性(indispensability),但至少在认识层面是很大的转变。不当世界警察,意味着美国不再注重通过军事手段改变别国,或者介入地区和全球冲突;也意味着美国开始重视内部,尊重其他国家的自治。

这也是美国必然要做出的转变。美国政治精英总是错误地认为,中国发展、崛起至今日之地位和影响力,是因为美国的政策错了、战略偏了,而忽略了中国开展的自我修正和改革;他们错误地将中国入世视为对中国的“馈赠”,或者将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当作一种“怜悯”,而从未从国际大势、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看待问题。现在无论是反对和中国接触,还是有条件接触,或者有条件合作,都背离了现实主义的逻辑。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也是美国在尚未制定有效对华战略背景下接受现实、承认现状的一种做法。美国或许能够改变中国崛起与发展的速度、节奏或程度,但绝对改变不了中国制度和发展道路。美国真正能够改变的就是自己。这种改变可以是一种由外向内的调整,比如现在沙利文主导的加大国内的投资;也可以是一种政治“改革”,这也是美国很难实行但又亟待执行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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