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共产党・六|朝鲜劳动党:“主体”之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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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随着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美欧等西方民主国家则沐浴在“历史的终结”的辉煌之中。

三十年后,中国共产党已然接过共产主义事业的大旗,在带领国民奋进的过程中,向世人展示着另一种政治社会发展的可能。反观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或已被历史淘汰,或陷入持续衰弱乃至改姓更名,或是依旧在摸索前行之路。

借苏联解体三十周年之际,本系列通过七篇文章,以数个政党的经验与教训,回溯人们在共产主义影响下的政治尝试。

近来,韩国文在寅政府趁最后的执政窗口,不断在中朝美之间穿针引线,试图推动终战宣言,以在离任前带来“半岛之春”。不过,尽管有韩国的努力、中国的赞成以及朝鲜的回应,四角拼图上缺了美国一块就无法成型,且韩国来年大选的不确定性更为半岛前景蒙上阴影。朝鲜或将继续深陷两难境地——对外“以核促和”无用,对内提振经济无力。这也再次尴尬地体现了,高举“主体”思想的朝鲜劳动党,始终难以主宰自身命运。

所谓“主体”思想,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独立自主。不过朝鲜半岛资源禀赋不均、经济体量有限和地缘局势复杂,显然只能融入更大的市场才能发展。便是韩国也面临这种境况,朝鲜亦更是如此。

金日成当时提出这一思想,主要是杂糅了民族情绪及个人固权算计,同时用此在中苏间游走,最大化外援利益以发展经济。但他过分的自我神话并将该思想无限提高,也为党和国家封下“思想钢印”。结果在苏联解体的严重冲击下,深感危机的劳动党抓住唯一尚可做到的“政治、军事、外交自主”,选择以核武傍身来占据局势制高点,却忽略了该国很难从“棋子”变成“棋手”的政经现实,更是因经济上的长期孤立而饱受贫弱之苦。这或许也是强调“主体”的代价?

民族情绪、固权与外交算计

与其他共产阵营领导人因应本国国情,创造性地解释马列思想不同,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更多地是利用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后的民族情绪,用于自身固权和外交利益。

因他本人虽有领导游击队抗日的功绩,但主要还是依靠苏联提拔而青云直上,否则很难在1945年苏联接管朝鲜半岛北部后,年仅34岁就当上北朝鲜临时委员会委员长。

但当其他派系逐渐齐聚平壤,例如在中国率领朝鲜义勇军抗日的“延安派”,在汉城成立共产党打游击战的“国内派”,以及苏联朝鲜族干部回国援建的“苏联派”,金日成便感到自身威望无法镇场。

1946年朝鲜劳动党召开第一届大会,金日成(中)因为年轻,威望尚无法震场。(Wiki Commons)

对于此等山头林立的局面,他开始逐个击破。他先利用“苏联派”内部涣散踢走其领头人;又以朝鲜战争失利夺走“延安派”军权;最后在1953年停战后,瞄准最有声望的“国内派”,利用该派多数领导人在南方抗争至1949年方才归国,将之打为“美国间谍”。此后金日成再转头过来更大规模地清洗其余两派,而此举若无理论支撑就难以服众,这便是“主体”思想提出的契机。

在1955年,金日成首次提出“主体”思想,强调要克服亲华派的“事大主义”和亲苏派的“教条主义”,他指出,“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主张学中国的方法。这种争吵毫无意义。”由于这种论调契合民族主义情绪,再加上其他两派已群龙无首,他就顺利推进了针对残余两派的清洗,并在次年成功镇下了最后一次大反扑。自那以来,金日成确定了个人的绝对权威,该思想也不断上升直至取代马列主义的地位。

不可否认,金日成这套“主体”思想在一定阶段确有一定好处,他借此一统建党初期的混乱政治势力,而长期稳固的统治往往是推进建设的重要前提。同时,他趁50年代后期中苏交恶的局势,娴熟地以“独立”之名左右逢源、两头争利,时而与中方在中苏论战中同仇敌忾批驳赫鲁晓夫,时而与苏联一道斥中国发动文革犯了“极左错误”,以此换来中苏各自的援助与拉拢,国内经济得以迅猛发展。在六七十年代,朝鲜甚至被誉为“远东经济发展奇迹”,工业化程度、农业机械化程度和福利政策都明显优于南方。

苏联解体戳破经济独立的泡影

但问题是,金日成虽高举“主体”思想,但朝鲜的体量却容不得经济的独立。他发展模式照搬苏联,经济体系也高度依赖共产主义阵营——例如朝鲜多山天寒不宜农业,且缺少石油蕴藏,工农业很大程度上依托进口石油、化肥与粮食。苏联组建的“经互会”也提供了大量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消费品,以支撑朝鲜在“先军政治”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格局。

金日成或许清楚这种发展模式并不怎么“独立自主”,但在经济繁荣加持下走向神坛的他对既有路线相当自信,认为中国经痛苦摸索后转向市场经济是修正主义,也错过了在八十年代被韩国反超后,及时调整模式、融入全球市场的机会。且有见韩国得以承办1988年奥运会,金日成更感到强大的政治竞争压力,因此大兴土木,建设纪念碑等面子工程,试与韩国一较高下,相关巨额投资使经济结构更为畸形,也进一步加深了随后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来的震级。

朝鲜1982年建成的主体思想塔,纪念金日成诞辰70周年。(Wiki Commons)

苏联1991年的轰然瓦解,对朝鲜来说不啻于一次九级大地震。它政治上失去最大靠山,中俄迅速与韩国建交让其深感不安,美国海湾战争展现的战力也让其大受震撼。同时该国赖以维系的经济网络飞速崩溃,四成外贸霎时失去交易对象,工农业也因缺乏石油和化肥而陷入瘫痪境地。而祸不单行,1995年和1996年的两场暴雨,以及1997年的旱灾,严重加深了粮食危机,全朝鲜陷入饿殍遍地的大饥荒中,这便是所有朝鲜人都刻骨铭心的“苦难的行军”。

在朝鲜劳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摆在其前面的有两条路:要么跟随中越进行改革开放;要么固守原有路线,且为防止被美韩和平演变或武力颠覆,集中力量利用现有的核武研发成果进一步发展,以达至“军事自主”。

朝鲜劳动党最后选择了后者,这是多重因素不断演化的结果。首先是局势大变带来的恐惧感远大于机遇感,金正日为保证政权不崩塌而握紧枪权,将“先军”政治提升到与“主体”思想并列的程度,这加深了以军工业为先的运行逻辑,而改革开放则须降低军费支出和发展轻工业。对于信奉“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就不能生存”的金正日来说,他自然会倾向于加强军权维稳。

此外,在金日成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下,其“主体”思想已经几乎成为一种“思想钢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党内高层不愿也无力突破。特别是金日成1994年的去世正逢政经大动荡之际,金正日通过遵守“遗训政治”来试图维系权威,如果采取被金日成称为“事大主义”及“修正主义”的中国路线,可能会反过来进一步冲击政权(当然从事后来看,金正日也非改革之辈)。

望以核武换主宰命运

另外一大主要因素是美国有恃无恐,对朝鲜采取强势而无常的谈判态度。当美朝1994年通过谈判化解了第一次朝核危机之后,朝鲜虽然履行承诺关闭了石墨反应堆,但克林顿(William Clinton)政府却未兑现助朝修建轻水反应堆的承诺。此后上台的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府更因“9·11”事件格外好斗,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让金日成忧虑会被美国颠覆。此后,朝鲜开始边谈判边暗地研发,美国则边谈判边制裁和军演。在如此深刻互疑和激烈争吵中,六方谈判进进退退,双方逐渐陷入“制裁-试验-再制裁-再试验”的恶性循环。

可能在某个节点,也可能从一开始便是如此,朝鲜下定决心要开发出核武,以在谈判桌上获得决定性筹码。从2009年起,朝鲜开始一系列密集核试验。次年疑似朝鲜所为的韩国天安舰潜艇爆炸事件,基本冻结了谈判的可能。此后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利比亚强人卡扎菲(Muammar Gaddafi)在弃核之后的悲惨命运,可能进一步加强了朝鲜以核武傍身、主宰自身命运的决心。

朝鲜2017年6月首次成功试射洲际导弹。(路透社)

但核武之路是一条充满荆棘之路。其难度恐怕远超彼时平壤之预估。该国核武库存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与美国匹敌的程度,它一旦迈出打击美韩的那一步,也同时意味着自身的覆灭,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核武的威慑能力。

同时,该国集中力量发展核武极大地牺牲了国内民生,不断升级的制裁让其愈发举步维艰,这也使其对于“以核换和”愈发迫切,尤其是对于更强调民生的金正恩而言。他在2017年成功试射洲际导弹后,就在次年迅速对美韩抛出橄榄枝。而美国依旧稳占上风,特朗普(Donald Trump)乐意作秀会面,但更老辣的官僚则在谈判桌上牢不松口,谈判还是以破局告终,这证明即便有核武傍身,朝鲜依然无法占据主动权。

太讲政治的副作用:当“主体”思想变为一种束缚

至此,朝鲜虽然通过核武确保了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却也深陷对外“以核促和”难见成效、对内提振经济无力的困境之中。

尽管金正恩试图“核武”与“经济”并行,尝试进行了有限度的经济改革,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性,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放权让利”;以及农业上的“莆田担当制”,即相当于中国的“包产到户”;划定了不少经济开发区。不过,尽管前两项改革提高了国内经济的灵活性,但朝鲜仅靠内循环显然无法发展,必须有外援助力。而在重重制裁之下,该国本来就很难招商引资,其经济开发区又营商环境糟糕,还对外资集中投资的矿业拥有极强的保护心态和主权意识,例如辽宁西洋集团就有曾在朝鲜投资采矿2.4亿元血本无归的经历。

金正恩去年9月视察被台风重创的灾区。(朝中社)

同时,“主体”思想也逐渐固化为一种对朝鲜高层的意识形态束缚。在金日成综合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金永宪指出,如果有顾问提出改革的想法,上层就会以“这不是走中国的道路吗”予以否定。由此可见,如果金正恩始终不能解开狭隘“主体”思想的枷锁,很难想象该国能在经济层面取得突破。

更糟糕的是,疫情锁国使外汇显著枯竭,去年9月丰收季节恰逢台风天灾导致粮食大减产,也让朝鲜情况越发艰难。金正恩去年10月在劳动党成立75周年纪念日时更罕有落泪,对未能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多次道歉。不过,虽然他在今年1月的八大上确定了集中力量抓好经济的总方向,至今还未见到突破性的改革政策。且由于朝鲜中央财政极度紧张,中央统筹规划与逐利个体间矛盾开始凸显,朝鲜经济的计划成分或将再次上升。

苏联解体已有三十年了,朝鲜人民历经惨痛大饥荒以及此后长年勒紧腰带,也已三十年了。虽然朝鲜劳动党通过扩张的武器库保持了江山不变色,但这只能换来谈判桌上的“列席权”,而非制高点。且不断加码的国际制裁,也使这个本就资源禀赋不均、对外界经济依存度甚高的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

同时,当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乃是邓小平先强调“解放思想”,打破“两个凡是”的桎梏。而今当“主体”思想固化为种种意识形态限制,迫切需要发展经济的朝鲜却至今未能解开干部、党员和国民思想上的枷锁,那又如何在本就“夹缝求生”的政经现况下寻得出路?陷在核谈判僵局之中的朝鲜,何时才能自主探索出一条打破僵局之路,真正掌握起自身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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