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共产党・七|告别切格瓦拉 古巴将迎来邓小平或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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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随着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美欧等西方民主国家则沐浴在“历史的终结”的辉煌之中。

三十年后,中国共产党已然接过共产主义事业的大旗,在带领国民奋进的过程中,向世人展示着另一种政治社会发展的可能。反观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或已被历史淘汰,或陷入持续衰弱乃至改姓更名,或是依旧在摸索前行之路。

借苏联解体三十周年之际,本系列通过七篇文章,以数个政党的经验与教训,回溯人们在共产主义影响下的政治尝试。

作为西半球仅存的共产政权,古巴见证了左翼与反美的激情年代。

由拉美的主体视角观之,古巴的革命斗争本与共产主义无关,其更多是受1910年的墨西哥反迪亚斯(Porfirio Díaz)独裁斗争扰动,并在民族主义狂飙下,萌生了“走向共和”的政治意识,从而化育切·格瓦拉(Che Guevara)、菲德尔· 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英雄群像,汇为抗击美国门罗巨棒的时代象征。

1959年起,菲德尔着手推动社会主义改革,招致了美国的断交伺候,沉重的政经封锁更是宛如利刃直插心窝。为求政权存续,古巴大力倒向苏联寻求支援,盼以冷战下的地缘效忠,换取来自莫斯科的发展红利。对苏联而言,牵制美国的筹码永远不嫌多;对古巴来说,苏联的政经援助确为及时雨,却也让自己除了反美之外别无他路。

苏东剧变后,古巴顿失依靠,不仅经济跳水式衰退,民众更是成群外逃。2006年起,菲德尔因病入院,其弟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接掌革命火炬,推动市场化改革,放宽私营部门管制,也积极缓和对峙半世纪的古美关系。虽说上述耕耘进度缓慢,古巴却终究是吹起了改革新风。

而后伴随菲德尔于2016年逝世、劳尔也于2021年4月19日后退休,古巴代际接班启动,61岁的迪亚斯-卡内尔(Miguel Díaz-Canel)正式成为古巴最高领导人。挥别革命年代、肩负政经重担,迪亚斯-卡内尔正带领古共驶向改革深水区。

从民主斗士到马克思主义者

回顾古巴变天源起,卡斯特罗兄弟与共产主义的相遇,仿佛某种“命定的偶然”:看似本无关联,却终在结构驱使下合作。

1925年,古巴在第三国际影响下成立共产党。然其早在革命爆发前,便放弃武装夺权,选择了议会道路,并于1939年正式合法化,改名“共产主义革命联盟”,又在1944年改为“人民社会党”。当卡斯特罗兄弟于1950年代发动武装革命时,共产党只将其视作“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左翼”,而非符合马列主义规范的大众革命。同持此般看法者,还包括已然革命的中苏两国,故古巴革命不如朝鲜与越南,同受国际左翼阵营声援,而是在某种孤军奋战下,完成了自我转型与蜕变。

1952年,古巴军事强人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政变夺权,自由派为此打出“恢复宪政”的旗帜,团结各方共组民主联合战线,卡斯特罗兄弟正是其中之一,两人虽属主张武装斗争的激进派,却从未以马列主义为诉求。面对西方记者,菲德尔总称自己是为“民主斗士”;面对古巴群众与左翼人士,其虽会论及“社会公正与平等”,却从不使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词汇。菲德尔甚至曾在此前批评共产党“投降巴蒂斯塔政权”,古共也在1953年卡斯特罗兄弟起义失败、锒铛入狱后,嘲讽此为“资产阶级的冒险活动”。双方虽未结血海深仇,却绝非同道中人。

1957年1月1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特别活动上播出的电影《马埃斯特腊的叛军》中卡斯特罗的形象。(Getty Images)

然而历史的齿轮持续转动。卡斯特罗兄弟于1955年大赦后获释,随后转赴墨西哥秘密组织武装起义,而正是在此卧薪尝胆期间,两人与来自阿根廷的共产主义者相遇,三人在推翻亲美巴蒂斯塔政权上达成共识,并于1956年同返古巴,在马埃斯特腊山的丛林中展开游击战,最终于1959年成功迫使巴蒂斯塔出逃,古巴由此变天。这位阿根廷人成为牵引卡斯特罗与马列主义的重要桥梁,并协助菲德尔在执政后推行社会主义改革。在后世口中,其有不少知名头衔,但从“红色罗宾汉”到“共产主义的唐吉诃德”,无一称号能比其名更响亮:切·格瓦拉。

而在个人层次上,古巴革命的左翼化也存在结构因素。卡斯特罗兄弟起义之初,民主联合阵线、冷战下的美国皆对共产主义存在排斥心理,不论卡斯特罗兄弟意在伪装潜伏或无心插柳,古巴能在美国眼皮之下推翻巴蒂斯塔政权,与其对马列主义的公开否定息息相关;古巴革命胜利后,菲德尔既要摆脱美国企业对古巴的宰制、获取经济主权,更要遂行个人夺权,故在上述两重脉络交缠下,其先是用军队向自由派施压,迫使总理辞职、总统出逃,又持续激化革命氛围,以街头民粹压倒议会政治,最终导致自由派退出政府。

1959年下旬起,菲德尔全面掌权,将格瓦拉拔擢为国家银行总裁,古巴经济政策由此急遽左转,从政府勒令降低房租到全面没收外资,为时仅仅1年。在此之前,美国本还对卡斯特罗政权相对友善,视其为简单的民主化运动,没想到手中握有的古巴40%甘蔗田、90%的养牛场、90%的矿场与80%的公共事业,会在一夕之间尽被没收,其才惊觉后院蹲伏的并非温驯家犬,而是捍卫经济主权的共产幼狮。而已改名“人民社会党”的古巴共产党,也在卡斯特罗政权全面左倾后,于1961年与其麾下势力合并为“统一革命组织”,并在1965年正式改名“古巴共产党”,回到1925年的原点,但这次更加真枪实弹。

1959年,卡斯特罗(右)与格瓦拉(左)领导的“七二六运动”革命成功,创建西半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于翌年立即与中国大陆正式建交。(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从1953年到1961年,卡斯特罗兄弟完成了从“民主斗士”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蜕变,并在争取国际支援的背景下,向中苏伸出友谊之手,格瓦拉遂于1960年、1965年两度访华;劳尔也在1961年挫败美国“猪湾入侵”后,于1962年率团访问苏联,洽定了来自莫斯科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如此方能在美国严格的贸易禁运下,捍卫革命成果。

然而古巴的巨幅左倾,虽让其收回经济主权、获取苏联援助,却也使其在“大陆革命”的口号下一路狂飙,成为拉美反政府游击队的训练与输出地,引发了周遭各国的愤怒与集体孤立。格瓦拉于1965年出走古巴,远赴刚果、玻利维亚等地推动游击战,并在1967年命丧枪口,堪为古巴此一阶段政策的悲剧隐喻。1970年代起,古巴放弃“大陆革命”路线,拉美各国这才逐步与其复交。

周恩来曾在1971年如此评价格瓦拉,“他每天都有日记,写得一清二楚,就是采取大烧、大杀,脱离群众最后被俘”;其同时感叹格瓦拉与古巴输出的革命路线,“我们说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必须那个地方有了燎原之势,才能燎原。他们认为不管有无条件,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烧起来,这完全是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其结果是游击队员一个个牺牲了,最后他自己被杀”;至于中国与古巴的革命经验相较,周恩来认为,“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艰苦奋斗,经过万里长征才取得了胜利。他们想点把火就一举成功。所以,他们就看不到格瓦拉失败的教训,而觉得他是一个英雄。”

1962年4月14日,古巴军事法庭对1179名古巴流亡分子进行审判,他们参加了1961年未成功的猪湾登陆事件。(Getty Images)

豆子比大砲重要

而在输出革命外,1959年古巴经济政策的急遽左转也引发毛泽东关注。

1960年,古巴共产党虽未加入政府,却已开始与左倾的卡斯特罗政权合作,毛泽东遂在古共送来的党纲征求意见稿上如此批示:“不要急于全面过渡,把国内搞得太紧张;不要把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当作敌人赶出去,要创建包括所有民主派、民主政党和所有爱国者的民族统一阵线;不要一下就没收全部外国和本国资本主义;对被国有化的业主要考虑一定的补偿;对农民在房前屋后要考虑给一点自留地;国际上不要宣布社会主义国家是自己的同志,应该说拉美邻邦是自己的盟友;不要过早地和美国对立,引起干预。”

毛泽东所言,乃中国大跃进挫败后的经验总结,但卡斯特罗政权显然未听入耳。1968年,菲德尔提出“革命攻势”口号,动员全古巴增产蔗糖,企望借此累积资本、推动国家工业化。而为达此指标,古巴社会经历了风声鹤唳的政经清洗,诸多小商贩被没收财产,学生也遭大量停课,下放蔗园充作劳力与后勤;游手好闲者、反政府人士则被送进“军事协助生产阵营”(UMAP),开始劳改生涯。但如此大费周章,虽在客观结果上整顿并动员了古巴社会,锻造出相对忠诚、服从的人民群众,却未让蔗糖产量由此激增。

1962年9月6日,古巴导弹危机事发几周前,卡斯特罗正在痛斥美国炮艇夜间袭击哈瓦那的海岸线。(Getty Images)

1970年代,古巴放弃“大陆革命”政策同时,也放弃了“革命攻势”路线,增产蔗糖计划最终未达指标、功败垂成。此后古巴虽仍坚持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却未再诉诸大规模群众动员以达政经目标,而是更加倚赖苏联的经济喂哺,并在中苏交恶后,于1966年和北京决裂。若无苏东剧变,这个加勒比的共产小国或能长久维持这般状态。

1991年起,苏联解体诱发了古巴经济雪崩,大量百姓成批外逃,劳尔终在哈瓦那公开发言,“豆子,比大砲重要。”成为后世解读古巴政局风向的关键指标。然而卡斯特罗政权的共产底色浓厚,要一夕右转无异于缘木求鱼,故劳尔迟至2006年兄长菲德尔入院、自己全面掌权后,才能真正推动经济改革,走上迟来的“邓小平路线”。

在劳尔主政下,其为古巴国有经济引入市场化力道,削减臃肿的工资体系、出租休耕地,同时引入中国式产业园区,修设外资减税新法,并重启外债谈判,期望让古巴重新融入全球市场。2011年,劳尔在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古共六大)上明确提出全面推动“经济模式更新”,进一步放宽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限制;2016年的古共七大上,劳尔强调深化经济改革路线。

2003年的卡斯特罗兄弟。(VCG)

然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理想有时弱不禁风。私营经济必然引发贫富不均,古巴的社会不满由此加剧,劳尔的改革力道因而屡遭掣肘、难以大刀阔斧,类似困境,也体现在推动古美关系上。2015年7月,古巴与美恢复外交关系,但美国并未全面撤除对古巴的经济封锁,换言之,最沉重的经济枷锁仍在压迫。

然在政治改革上,劳尔可谓决断如流。2016年古共七大召开,劳尔推出干部任期制,宣布“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新人年龄不能超过60岁,进入政治局的新人年龄不能超过70岁”;2018年4月,劳尔将国务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和部长会议主席(政府首脑)职务移交58岁的迪亚斯-卡内尔,正式开启古共代际换血进程。与此同时,“打江山”一辈仍身兼“扶上马,送一程”责任,稳固政局避免动乱,故迪亚斯-卡内尔直到2021年4月古共八大后才正式接班。

2019年1月1日,古巴纪念革命胜利60周年,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左)、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右)在圣伊菲赫尼亚公墓出席活动。(VCG)

综观新一届古共政治局委员名单,1959年革命后出生者高达71%,平均年龄为61岁,除了现任国防部长、现年77岁的阿尔瓦罗·洛佩斯·米耶拉(Álvaro López Miera)曾于青少年时期参加古巴革命外,卡斯特罗世代的革命元老尽皆退位。然由劳尔亲信仍存在政府各部的现象观之,未来的古巴或会维持“新老共治”的格局一段时间。

迪亚斯-卡内尔生于1960年,是典型的后游击队时代精英,相对不具共产革命包袱,却也由此成为西媒口中热捧的“古巴戈尔巴乔夫”。在可见未来里,迪亚斯-卡内尔的掌权路将与古巴发展共享类似宿命:古巴期望美国解除经济制裁,但又能保有经济与政治主权,正如其希望藉市场化改革活化经济,却也不想一夕丧失社会主义的平等底色;而迪亚斯-卡内尔虽肩负带领古巴持续改革的任务,却也要避免成为“古巴戈尔巴乔夫”,以免遭党内老将质疑斗争,但古巴共产政权若要存续,便不能停下经济改革进程,迪亚斯-卡内尔即便不能在任内完成,也身负栽培“古巴邓小平”的重责大任。

苏联解体三十年,古巴共产党正在美国制裁、疫情流窜的夹击下,摸索经济风向、艰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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