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亚问题专家|哈萨克斯坦“双头政治”背后的强人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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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年伊始因液化石油气价格上涨问题爆发严重抗议活动,到总统托卡耶夫宣布集安组织维和部队于13日开始撤离,哈萨克斯坦的骚乱事件在短短不到两周时间里,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起落。对于这起很快蔓延至全国的严重骚乱,哈萨克斯坦官方先后给出了“一场未遂的政变”和恐怖袭击的定性,而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一些与哈萨克斯坦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将其定性为一场外部势力策动的颜色革命,不管结论为何,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求变、待变的哈萨克斯坦将经由这次骚乱迎来新的变局与时代。

新的变局与时代最突出地表现在老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彻底出局,与新总统托卡耶夫的真正掌权。哈萨克斯坦骚乱发生后,多维新闻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赵会荣教授。在赵会荣看来,这次骚乱之后,纳扎尔巴耶夫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在骚乱发生之前,哈萨克斯坦实际上是双头政治。名义上,托卡耶夫担任总统,但很多权力他并不掌握。纳扎尔巴耶夫虽然在2019年辞去了总统职务,但是他退而不休,不仅依然担任着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且在哈萨克斯坦内部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影响力。”

这样的“双头政治”,在这场突如其来骚乱的倒逼下正在解体,托卡耶夫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首先,他解除了81岁的纳扎尔巴耶夫的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由自己出任,避免再出现孤立无援只能求助于集安组织的不得已局面;其次,前情报机构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的亲密盟友卡里姆·马西莫夫被指涉嫌叛国罪被捕,同时他的两名副手也被免职;此外,托卡耶夫还解散了纳扎尔巴耶夫亲自挑选的内阁,并将骚乱归咎于部长们。

“托卡耶夫应该说是哈萨克斯坦政界的一个老臣,很有思想也有不少著作,纳扎尔巴耶夫之所以把总统职务交给他,也是非常信任他,也想实现政权和平稳定的交接。但从这件事情来看,他们两人之间是有很大分歧和矛盾的,这种分歧和矛盾在托卡耶夫担任总统之后逐渐暴露出来,他对于过去纳扎尔巴耶夫的治理模式和利益安排方式有自己的看法,他也提出来要做倾听型的政府,要加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联系,但双头政治之下又不允许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这就产生了矛盾。”赵会荣坦言,“托卡耶夫首先要实现权力体系的更新,下一步则要推动改革的举措,进而弥合社会分歧,特别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歧,一定程度上化解社会对政府的不满。”

谈到权力体系的更新,尤其是需要借由一场严重骚乱和政变来完成权力交接,就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哈萨克斯坦成为独联体国家之前所在的苏联。苏联解体前,每一次的政治交接都充满了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曾两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讲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此前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苏联解体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直接的、主要的,抑或说,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联政治继承出了大问题……从列宁逝世后苏联的第一次政治权力交接就出现了灾难性局面,此后近70年里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在最后一次政治交接中再次出现灾难性局面,加之其他因素最终导致了政权和国家的覆亡。”

苏联解体的教训给中亚国家敲响警钟,但与此同时,苏联解体背后的问题与矛盾,也同时在这些中亚国家不同程度上演。(美联社)

权力体系更新之后,哈萨克斯坦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推动改革,这次骚乱暴露出的内部问题除了双头政治之外,关键还是经济民生领域的矛盾积累、激化到了不得不发的程度。赵会荣在谈到导致这次骚乱的内因时,特别提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利益分配体系,具体来说,“哈萨克斯坦形成了一种总统家族及其部族为核心的同心圆形状的利益分配体系,这个国家大量的财富集中在总统家族,以及和他亲近的利益集团部族手中,这样的利益分配方式导致地域发展不平衡矛盾非常突出,贫富分化也非常严重,这就引起了民众的不满。”

不过,虽然民众的愤怒和不满指向了纳扎尔巴耶夫家族,进一步改革亦需要借助于权力体系的更新走出纳扎尔巴耶夫的阴霾,但托卡耶夫依然采取了“统筹兼顾”的做法,而非彻底否定前任。“不能因为这次的骚乱就完全否定纳扎尔巴耶夫的成绩”,赵会荣就此补充道,“1991年独立以来,纳扎尔巴耶夫长期被认为是一个领袖式的人物,不光是民意上的民族领袖,也是一个被认可的领袖,他在担任总统期间,还是做了很多值得肯定的事情。整个30年,哈萨克斯坦都是中亚国家中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佼佼者,在国内解决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建立强有力的垂直权力体系,培养年轻干部,对外搞平衡外交,与各方的关系都处理得不错。”

基于此,托卡耶夫推动哈萨克斯坦由乱到治,“不会是非黑即白,非常颠覆式的,应该是逐步的,循序渐进去推进。因为改革就意味着打破过去的利益分配,会触及到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对执政者来说会有很大的风险。所以虽然托卡耶夫会改革,但不会完全颠覆以前的政策,而是会有一定的继承性。”

不过,虽然托卡耶夫展现出了很高的政治智慧,哈萨克斯坦骚乱也得以很快平息,但经由这次事件,也让外界再一次开始反思“强人政治”的困境。《纽约时报》10日刊发题为《哈萨克斯坦骚乱背后的“强人困境”》的文章,其中写道,“纳扎尔巴耶夫对自己的离任进行了精心安排,表现出他对历史教训的极其重视……他的离任似乎并非哈萨克斯坦抗议活动的导火索。但骚乱的出现、政府无法维持服务及其混乱的应对办法,都是分裂而失序的官僚机构的典型特征,强人的离开往往就会导致这样的动摇。专家们强调,这一教训并非意味着强人能带来稳定。恰恰相反:他们的统治手段侵蚀了政府治理的基础,让他们自己变得不可或缺,代价是留下了一个几乎没有治理能力、但却随时可能内斗的政治体制。”

2022年1月5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发表电视讲话。(AP)

对于“强人政治”的困境问题,赵会荣坦言,长期的集权统治会让人们形成一种观念,认为国家有一个强人来统治有利于稳定,特别是像哈萨克斯坦是一个游牧民族,宗教影响和部落文化是很强的,人们习惯有一个强人去领导国家,认为一个英明的、受认可的权威是比较好的,所以强人政治的存在有一定客观原因。“但对强人政治来说,政权交接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在整个欧亚地区,大部分国家都存在着家族承袭的现象,中亚尤其严重,比如阿塞拜疆就是非常典型的子承父业,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个老总统都希望儿子来担任总统。这样的世袭制是权力体系以外的人越来越反对的。”

但赵会荣同时强调,在中亚地区国家,完全否定强人政治也不行,虽然人们的观念在变化,但这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在民主政治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如果现在完全推翻强人政治搞议会制,有很大的风险,很可能像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一样,政党沦为政治势力斗争的工具,国内一盘散沙。强人政治也好,民主政治也好,本质上都是实现提升民众福祉的方式和工具,需要根据国情选择。如果强人政治走向世袭,演变为获取利益的工具,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还有腐败问题,老百姓就会不满,现在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很多中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怎么改革确实困难,需要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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