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政府的劳检只要媒体相伴 不要工会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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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劳动部长许铭春2018年3月上任以来,为“宣示重视劳权决心”,因此分别前往客运站、手摇饮店和机场扩建工地进行劳动检查,每次劳检许铭春必定事前通知媒体,并大阵仗地领军媒体陪同他劳检。

然而,在民进党政府透过砍假,修改“劳动基准法”(即“劳基法”)全面改恶劳工劳动条件后,才强调劳检,已让劳工感到虚矫。如果在劳检政策上,还只是带着媒体劳检,而无法正视劳动检查制度面的问题,那么劳动部长尽管再多几次劳检,现实上都难以提高劳检成效,只是徒增媒体的工作量罢了。

目前在劳动检查机制上,其中一项重大的缺失即是,台劳动部拒绝正面肯认产、职业工会的陪同劳检权。

依照《劳动检查法》第22条以及《劳动检查法施行细则》第19条,劳检员执行劳检时,是有必要告知“工会”,并请其派员陪同。然而,这里所说的“工会”,台劳动部的解释,只限缩于“企业工会”,而不愿肯认跨事业单位的“产业工会”和“职业工会”同样具有陪同参与劳检的权利。

对此,全台各大产业(包括高等教育、电子电资、铁路、高铁、邮政等)和职业类别工会(医师),在5月28日前往台劳动部抗议官方对于“工会”权利的“差别对待”。

台劳动部不愿正视产职业工会的陪同劳检权利引发劳团抗议(图源:台湾铁路产业工会)

280万名产、职业工会劳工遭受差别待遇

根据台劳动部统计(2017年)全台劳工约900万人,而企业工会数量只有895家,会员人数约58万人,覆盖率只占全体劳工的6.4%,而目前产业工会的会员人数约8万6千人、职业工会的会员人数约270万人。换言之,目前有将近280万名参与产、职业工会的劳工,并不一定能让其所属的工会陪同劳检员进入劳动现场劳检。

台铁产业工会秘书长萧农瑀表示:“由于劳动部模糊暧昧的限缩解释,导致许多产职业工会辛辛苦苦送出劳检,但却不被通知陪同劳检。这样不平等的差别对待,难道是要让280万名产职业劳工被忽视吗?”

有产职业工会陪同有助劳检看穿资方违法伎俩

由于各产业别都有其劳务的特殊性,相对于劳检一般只按照标准作业程序进行检查,但熟悉劳动现场实务的产、职业工会,则能确实地协助劳检员掌握该劳动现场的实况,发现资方规避检查的漏洞。

桃园电子产业工会理事长赵建辉就指出,许多电子工厂在劳检职业安全环境时,时常只会检查公司带领的“模范线”。什么是模范线?也就是“主管在走,而非一般作业员在走”、“永远最安全的那条线,但整个工厂除了那条线其他都是违法堆放杂物的”,他质疑“这样的劳检还算劳检吗?”

台湾电子电机信息产业工会秘书长林名哲则表示,在电子信息产业中,“大公司其实都清楚劳检会检查什么项目,所以他们都懂得如何在书面数据上让它看起来合法”,以研发工程师的工作时间为例,“光看出勤纪录是不够的”,因为必须要从email的通讯纪录和程序系统上的纪录,才能真实反映劳工的工时,这些劳动现场的细节,就很需要产、职业的工会陪同才能发现问题的所在。

劳动部不愿正面肯认产职业工会的陪检权

尽管台劳动部长许铭春在劳团抗议当日,于立法院受访时回应到,按照“现行规定”,即《劳动检查法》第23条规定,劳检“在必要”时是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劳团陪同。但相较于《劳动检查法》第22条规定,劳检员执行劳检时,“应告知”企业工会陪同的强制规定,许铭春实际上是有意地在回避问题,而不愿正面肯认同样是“工会”的“产、职业工会”其陪同劳检权。

不正视劳动检查的制度问题,劳动部长许铭春不管带头劳检几次,恐怕只是在徒增媒体工作量罢了(图源:台劳动部)

劳动部长只让媒体陪同劳检遭批作秀

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研究员陈柏谦痛批,许铭春上任劳动部长后,非常喜欢通知媒体陪同他去劳检,但却不愿让有280万名会员的产、职业工会可以陪同劳检,由此可以看出许铭春在劳检政策上“根本就只是在作秀”。

陈柏谦指出由于劳动部的限缩解释下,全台可陪同劳检的“企业工会”数量只有900家不到。像过劳最严重的保全、人力中介(派遣)、清洁业等行业,其企业工会组织率只有0.6%,而像批发及零售业、住宿及餐饮业和教育服务业的企业工会组织率都不到1%。换言之,在这些劳动处境恶劣的行业中,根本难以有工会得以陪同劳检。

即便这些产业不少都已经有产、职业工会,且劳检也是产、职业工会所提出的,但在劳动部目前不愿正面肯认产职业工会的陪检权下,许多地方劳动主管机关,并不会通知该产、职业工会陪同劳检。

限缩产、职业工会就是打压劳工团结权

过去长年以来,由于戒严之故,为有效控制劳工运动的发展,台湾长期限制了劳工得跨厂、跨事业单位来组织工会,进而也压缩了台湾劳工在团结和组织上的力量和政治想象。

虽然随着《工会法》的修法,劳工开始得以跨厂、跨事业单位组织产业工会(例如高等教育、电子电机信息、媒体、铁路、货运等),然而从劳动部认为只有“企业工会”才是《劳动检查法》所称之“工会”的限缩解释来看,仍就充分地表现了官方尚未解严的“退步”思维。

同样的,这无疑也是对于劳工实践团结权的箝制与打压,一定程度压缩了产业工会的发展,限制劳工组织或参与工会的想象,使得劳工以为或倾向只有组织或参与企业工会才有用。

但实务上在单一企业成立工会是相当困难的,且台湾的企业规模以中小企业为主,许多中小企业的人数,甚至不到成立企业工会所需要30人门坎。再者,从企业工会的实践经验也说明了,它一定程度也限制和削弱了劳工在团结、劳资议价和政治想象上的空间。

看穿民进党政府退步的劳权价值

民进党政府在修恶《劳基法》时,表示许多修恶的劳动条件事项,是需经“劳资协商”,例如“加班费换补休”、“延长工时”、“缩短轮班间隔”,但这样的说法,无疑忽视了一个客观的事实,即台湾劳工的低工会组织率,大多数劳工缺乏能够与资方对等协商的议价能力,因此所谓“劳资协商”就是“让渡资方决定”,在拆劳动保障的楼地板。

在修恶《劳基法》后,民进党政府则表示会强化劳检,然而台劳动部却又不愿让产、职业工会能够陪同劳检,以提升劳检成效和工会组织率。从民进党政府在劳动权益上的各种表现,无不再三地揭示了,其劳动人权的价值是多么倒退与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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