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背后的中共地下党员

撰寫:
撰寫:

台湾台东东南方33公里的海面上,有一座郁郁葱葱的“绿岛”。这座原名为“火烧岛”的岛屿,现在是台湾青年族群潜水度假的去处,但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却是关押政治犯的牢狱。当地时间5月17日,蔡英文亲赴绿岛,为“国家人权博物馆”挂牌揭碑。蔡英文在致词时表示,绿岛是“我们反省威权、彰显人权的重要场所”,将之与民进党政府不遗余力推动的“转型正义”联系起来,“与世界分享台湾民主和人权发展的经验,并彰显我们是一个勇于反省历史的国家”。也就是说,绿岛成为民进党政府建构“人权史观”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

蔡英文走访台湾绿岛“人权纪念碑”,刻载了国民党戒严时期白色恐怖受难者名单(图源:中央社)

政治正确剪裁后的历史

“把握真相、责任、和解以及确保不会再犯”,这是蔡英文所定义转型正义的原则。不可否认,藉由还原历史来促进和解,已是当成国际上普遍的共识。但是通过“民主”与“人权”这两个当代价值观,是否就能承担起当年由于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所形塑而成的复杂历史,因此简化了大时代之下的人心所向,以及由于反共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而横遭剪裁过的历史记忆与被迫对垒的两岸关系。

当天台湾媒体拍下了一张照片(见上图),蔡英文走过刻满白色恐怖下受难者名单的“人权纪念碑”,她背后的名字多半是在1950年前后,因为认同社会主义与“红色祖国”而遭国民党逮捕的政治犯,在狱中被称为“红帽子”。虽然其中不乏被国民党“抹红”的“冤假错案”,但现在有更多的出土史料或口述资料证明许多人在当年就是确确实实的中共地下党员。在这张照片中,蔡英文眼神望向右上角的“叶盛吉(1950死刑)”,就是一个典型。

叶盛吉1923年出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北,193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面向日本人招生的台南一中,与他一起考取的台湾学生仅有四人;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夕,自日本仙台第二高校毕业,再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台湾光复后,叶盛吉回到久违的故乡,转学进入台湾大学医学系,与当时多数的知识青年类似,经历了回归祖国的喜悦与失落,尤其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后,他在日记里写下如此的感受:“贫富差距比去年更加明显了。一方面是锦衣秀服,另一方面是破衣烂衫”、“每个人的脸上看来都抑悒寡欢。昔日光复今安在?!”

台湾精英寻找红色祖国

在国共内战的漫天烽火下,国民党在内战局势中急转直下,1948年9月叶盛吉与台大医学院共五位同学,为了考察大陆的医学院,访问了上海、杭州、南京与苏州等地,停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回台之后,叶盛吉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刊物《台湾大学学生新闻》上发表纪行文章《内地归来》,对于首次踏上大陆的土地有这样的体会:“中国人民确实是充满了活力、强大的人民”,“然而,这种活力正为着自己民族中的生存竞争而相互磨耗,使得这活力终归没有向外部散发出去”,“但是,一旦这民族的活力停止了自我消耗,并且转而向外散发之时,便是我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大放异彩之日。” 经过思想与现实的洗礼,叶盛吉逐渐左倾,同时在东大学长刘沼光的领导下,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台大医学院支部,后来成为这个基层组织的负责人。

战后台湾面临的不只是身份、国籍与认同的转折,同时在历史命运上也卷进了国共内战的浪潮之中,受到大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影响,“二二八”之后的台湾青年“对白色祖国(国民党)失望”,进而“寄希望于红色祖国(共产党)”,叶盛吉就是大时代之下的一个缩影。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在台湾开启了镇压、扑杀红色青年的“白色恐怖”。

1950年从台大毕业到台湾南部潮州疟疾研究所工作的叶盛吉,因“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学委会李水井等叛乱案”被逮捕,国民党宣称叶盛吉的“罪状”如下:“叶盛吉于(民国)37年(1948年)由在逃匪党学委刘沼光介绍,参加匪党,为台大医学院支部负责人,于(民国)39年(1950年)2月吸收颜世鸿加入组织,重建该院匪党支部,领导党员工作,于(民国)39年离台大后即无工作表现。”

这一年11月,叶盛吉的恩师许强、学长郭琇琮等人被送往台北“马场町”刑场,他们途中边喊口号边唱《国际歌》,随后遭处决。11月29日,27岁的叶盛吉也在马场町扑倒于国民党的子弹下。1950年代包括叶盛吉在内陨落在“白色恐怖”的年轻地下党员,都是台湾难得的一代精英,例如许强医师生前被誉为“亚洲第一个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医学奖的人”。

台湾作家陈映真翻译的叶盛吉传记《双乡记》,封面照片是1949年甫自台大毕业的叶盛吉 (多维记者:张钧凯/摄)

历史的两个断裂需要弥补

叶盛吉曾说:“只要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抵死我也要坚持走下去的。” 叶盛吉牺牲前不久,其子诞生,取名为“光毅”,意即“面向光明,毅然前进”。1950年11月12日他在狱中写了一封信给素未谋面的儿子,其中有一段是:“我们虽然是没有见过面,我们虽然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但是我为了你,已在这不自由的铁窗里得到了爱和希望,已在这黑暗的牢狱里得到了曙光和信仰。”

叶光毅为了追寻父亲的足迹与信念,负笈日本,取得大阪大学土木工程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台南成功大学都市计划学系教授。叶光毅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我的爸爸是匪谍》,总结了叶盛吉一生的信念与抉择:“我爸爸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为了理想(但绝对不是教条或空想),为了正义,为了全民族的幸福而赌上性命。先父热爱生命,不想死;但为了苦难的祖国与苍生而走向不归路,这是人性‘光明面’的展现,也是生前就有的觉悟与气概。”

叶盛吉的故事不只是个案,而是一代台湾青年与时代碰撞之后的见证。1950年代白色恐怖肃清后的台湾产生了历史的两个断裂:一是两岸隔绝,在反共意识形态下彼此仇恨与敌视;二是台湾左翼之苗被刻意压抑,虽然偶有星星之火,但至今难成燎原之势。台湾若能在大行其道的“人权”与“民主”叙事之外,重新直面这段历史,有助于走出长年的反共思想桎梏,对两岸关系正常发展也是好事,这是蔡英文背面那面纪念碑给当代台湾的启示。

「版權宣告:本文版權歸多維新聞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X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