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崇拜现苗头 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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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一党庆前后,中国大陆以习近平年少时曾在陕西梁家河村当知青的经历,推出一系列的宣传,包括制作12集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陕西师范大学特地举办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诵读会”。在此之前,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纪实文学《梁家河》,据悉已发行超过150万册;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开出课题研究公告,以“梁家河大学问”为主轴,拟定17个选题方向,鼓励学者申报。除此之外,陕西师大就出版于2017年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开设导读必修课,由四个专家团队开设的专题讲座组成。

习近平年轻时在陕西梁家河村的知青经验,近来不断被放大宣传(图源:@杨凌文宣)

今(2018)年中共两会“修宪”前后,包括央视与《人民日报》在内的官媒,便以“人民领袖”、“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等称谓形容习近平。这些作法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许多文章冠上“个人崇拜”的名义加以质疑。

事实上,个人崇拜在中共史上并非负面话语,而是从革命到建立政权的手段之一,尤其是“毛主义”(Maoism)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脉络的角度来看有其合理性。一般认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源于文革期间,有研究认为可以上溯到延安整风运动。德国学者丹尼尔里斯(Daniel Leese)在《崇拜毛》(Mao Cult)一书,则是明确把个人崇拜的时间点指向1958年。

原因在于,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区分与定义了“正确”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毛泽东把个人崇拜、正确与真理划上等号,掀起了后续大跃进等群众运动;到了文革期间,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显得更加人为,其中所赋予的政治任务亦更为强烈。如同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所言,个人崇拜的机制凌驾于党政机关,“人民领袖”得以直接诉诸于社会发言,“有能力克服官僚机构对领袖政策的抵制”。

也就是说,毛泽东推动个人崇拜的政治逻辑,在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一方面掌握诠释真理的能力以掌握权力,另一方面借此打破习惯性思维、防止官僚复辟,并进而统一思想。

毛时期前30年的经验,无疑成为改革开放后40年发展成功的基石,但政治运作的逻辑已趋于改变。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以及习上台之后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视为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两大关键指标。尤其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已是习近平内政外交重大政策的基本方针。

“习核心”确立之后,中共宣传机器在个人崇拜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拉扯(图源:Reuters)

问题在于,转型所遭遇的困难,必然面对双重的政治拉扯。第一重拉扯是领导人、党和政府之间角色定位的模糊,特别是“习核心”正式确立之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往何处去?若是界线无法被划清,个人崇拜的风气再起,尽管毛时代一去不复返,却难以厘清被指为时代倒退的疑虑。

第二重拉扯,则是在于中国大陆内部的路线之争,就在习近平知青岁月被放大宣传之际,中共官媒人民网刊出系列文章,批判自媒体言论过于自大,例如随意高喊“中国第一”,或是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中心位置”等声浪。据台湾媒体报道,有大陆学者鉴于此再度提倡“韬光养晦”,以冷静面对外界挑战。中共宣传机器摆荡在“个人崇拜”与“韬光养晦”之间,其实是当代中国大陆的常态之一,如同“中兴事件”发生之后,《多维TW》就曾分析大陆内部存在“巨婴论”与“人质论”两派意见。

个人崇拜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势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扞格,但习近平不断展现出的强大意志与战略雄心,如何调和其身上毛泽东情怀气魄,以及新时代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毛习”格局成形之后中国需要直面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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