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设立首座慰安妇铜像 结构性“亲日”矛盾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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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台南市慰安妇人权平等促进会,当地时间8月14日在绿营大本营台南设立台湾首座慰安妇铜像,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出席揭牌仪式,呼吁日本政府道歉,并针对民进党政府在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后却未向日本求偿表达遗憾。台南市政府新闻处处长许淑芬则定调此事为国民党的“政治活动”,民进党台南市党部执行长蔡丽青更讽刺勿“消费”慰安妇议题。台湾外交部也在8月15日一面声称争取前慰安妇尊严的立场不变,又一面急着表态设立铜像是民间团体行为,政府并未参与。

台湾台南市设立岛内首座慰安妇铜像(图源:中央社)

至于台湾民间的意见,从网络上观察,虽有许多批评日本政府或民进党政府“媚日”的评论,但讥刺国民党、替日本辩护甚至忧心影响“台日友好”的言论亦不少。在经历李登辉、民进党等台独势力长期推动的“去中国化”教育,以及刻意提高日本殖民时期建设的评价后,台湾舆论会有如此声音一点也不叫人意外,否则也不会有2015年“反课纲运动”学生代表林致宇声称“慰安妇一定是被迫的吗”、林品蓁质疑用“殖民”定调日本统治可能会让其感到“愤怒”或“不公平”这类言论。也不会有2018年5月台湾大爱电视台摄制,被外界批评为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戏剧《智子之心》,更不会有宣扬台湾主权属于日本的“台湾民政府”长期存在。

不过台湾社会这种亲日情结,并非始自近20年,而是在国民政府光复台湾之际就始终潜伏着。当时台湾人的国籍自日本转换为中国时,身立刻由被殖民者转换为战胜国居民,与日本合作过的台湾英也多半未像德国纳粹般遭清除,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日本殖民的影响。

此外,当国民党政府败退至台湾后,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除了依靠美国的支持外,更仰赖日本的援助,因而形成结构上的亲日政治上,台湾依赖日本作为反共盟友,保障自身的国际地位。军事上,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便秘密留下冈村宁次等日本侵华军官以助内战;1949年更在冈村宁次的召集下,组织以富田直亮─化名为白鸿亮─为团长的“白团”,纠集众多日本军人,并以中文化名掩人耳目前往台湾,协助蒋介石训练军队。即使日后美军顾问团对此施压质问,“白团”也以“实践学社”的名义继续秘密活动,直到1968年才解散。

小林浅三郎(右)代表冈村宁次,于1945年向中国代表何应钦呈递降书。日本投降后,冈村宁次仍留华帮助蒋介石“剿共”,并招募日本军人组成“白团”训练台湾军队(图源:VCG)

经济上,国民政府行政院曾决议在对日和约成立前,禁止日本商人来台,但后来出于反共需求,为防止日本受大陆市场吸引,遂在1951年解禁。接着在1952年成立“中日文化经济协会”、1957年与日本合组“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等半官方组织,吸引日资来台,并派遣不少人员前往日本受训,使台湾企业的经营模式颇受日本影响。同时促进台湾与日本经济往来的政府要员,如张群、何应钦、黄朝琴、张芳燮、吴金川等人,多半有留日经验、或曾在日据时代与殖民者合作过,这都使台湾与日本的联系更深刻。而日本也借着来台投资生产,打造出日本─台湾─美国的三角贸易结构,迄今都未剧烈翻转。

此外,台湾1962年成立的第一家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亦是与日本富士电视台、东芝、日立等日企合资成立。今日台湾发达的面板产业,也曾接受大量日本技术的转移才逐渐壮大,如奇美电子引进富士通的MVA面板技术;达碁科技(今更名为友达光电)自日本IBM、富士通和松下企业引入生产与设计技术;中华映管则与三菱合作,学习建厂、生产、设计等各项技术。

这种政治、军事、经济领域上对日本的高度依赖,与台湾过去在教育中强调的中国人意识和抗日记忆,形成严重矛盾,导致台湾社会的亲日情结即使曾受压抑,也仍是暗藏的结构性问题,无论在政坛或工商界内,都深受日本影响,不可轻易撼动。

如1999年7月台湾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举行“台湾慰安妇档案调查与研究成果发表会”时,学者朱德兰公布档案,指出日本总督府主导的“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委由姊妹公司“福大公司”招募慰安妇和兴建慰安所。而“福大公司”的股东包含鹿港辜家、板桥林家、基隆颜家、高雄陈家等四大家族,曾担任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的辜振甫便是股东之一。其他家族的后人在台湾也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高雄陈家的陈启清是台湾可口可乐董事长、其子陈田锚曾担任高雄市议长;板桥林家的林明成则掌管华南金控与华南银行。当朱德兰的研究一公布,辜家立刻发布声明,表示名列股东是日本的笼络,自身并未实际介入经营。朱德兰也在隔日紧急召开记者会,声称没有直接史料证据表明四大家族介入,并强调自己“没有任何外界压力”。

此事便稍微显露出台湾政商与日本间的纠葛,是多么固化与深层,无法随意质疑或揭露。这也令台湾官方即使与日本有摩擦,也难有同日本周旋到底的意愿或能力,如钓鱼岛领土、经济海域重迭等问题皆是如此。而台独势力为了对抗中国大陆,以及瓦解“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讴歌日本殖民的统治与亲近日本政府,推行“去中国化”教育,更使台湾社会的“亲日”、甚至“媚日”情结从暗流跃上台面,在“多元包容”的外衣下逐渐取得舆论优势,造成台湾自我殖民的现象层出不穷。

至于要如何去除这种长期深嵌于结构内的殖民化影响,将是两岸人民得共同攻克的一大难点,否则断无法实现双方的“心灵契合”以促进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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