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复交再突破 北京要“解决”的不只是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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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媒体报道,中梵因主教任命问题多年未能相让,但近期可能有扭转性结果。教宗方济各所属耶稣会旗下权威杂志《美国》(America)证实梵中双方都承认将签署主教任命协议。

众所周知,1949年中共建政后,以“自治、自养、自传”为原则,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宗教事物施加影响,“三自爱国运动”自此展开。简而话之,即中国的各教会不再从属于国外的基督教差会或罗马教廷。1951年,时任“圣座驻华公使”的黎培里被南京军管会扫地出门,梵蒂冈(Status Civitatis Vaticanae)的政治势力被迫退出中国大陆。

1952年圣座(Sancta Sedes)驻华使馆转至台北,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渴望通过梵蒂冈的加持来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而梵蒂冈方面也希望借此继续维持在华的影响力,这种暂时性的妥协,让台湾不仅继承了中国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也继承了中国天主教的所谓“管辖权”。

但是随着冷战高潮的消退、中美关系改善,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1970年代后,中国大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甚,而梵蒂冈方面也一改之前积极反共的对华态度,这样的变化已然为双方关系改善底定了前提。因此,自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恢复北京在联合国的席位后,已经再无圣座大使派驻台湾,可见梵蒂冈谋求与中国大陆关系正常化的愿望由来已久。

在教廷看来,面对13亿人口的大国,只有区区几百万天主教徒,且分为地上和地下,唯有双方关系正常化,才可大展拳脚。尤其近些年,双方互动频繁。2016年底的大陆媒体报道,教皇方济各在公开接见中,会见了来自中国大陆苏州教区的主教徐宏根及其率领的朝圣者,这是教皇首次公开接见中国大陆主教,而徐宏根主教是按照中国“自选自圣”程序任命的主教,此举别具深意。早前,梵蒂冈方面在接受香港某媒体访问时曾表达,中梵双方在寻求关系改善的过程中,可以借鉴“越南模式”。

中国大陆与圣座的双边关系是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图源:VCG)

根据这次《美国》杂志披露的主教任命过程,是由大陆宗教管理当局提出几位候选人,让教区神父与信徒投票决定,当选名单再送交宗教管理单位审核,通过后循外交管道告知梵蒂冈,教廷有几个月考虑期,可自行调查该人选是否适任,教宗再决定要同意任命或否决。教宗一旦否决,中梵双方要再协商,北京当局须提出另一个主教人选。

值得注意的是,主教任命是教会事务,本不应成为任何一国与圣座建交的前提,当事国将此议题纳为双边谈判的重要事务,固然有其政治、历史等因素的考量。然而,根据梵方的相关法律规定,主教的遴选、提名(任命)、推荐或指定之权利和特权不再授予世俗当局。

当下,除越南等极少数个例,尚未有与圣座交涉主教任命权的政府,亦未有把主教任命列为国家事务的。学者分析,圣座与越南迟迟未正式建交,既没有派驻宗座大使或代表,很可能与越南政府坚持参与提名和任命主教有关。因此,“越南模式”,是否成为北京与圣座复交的借镜,尚不得而知。至于中梵何时恢复完全外交关系,仍取决于宗教自由的实现和保障程度,何时复交,端赖双方盱衡时局,各有所得、各有说让。

就历史而言,中国和圣座正常外交关系的中断是因为1949年后中国走向苏联体制及外交政策造成的。

目前来看,虽然中梵双方都承认将签署主教任命协议,但根据报道引述,这只是临时协议,之后还会调整修正,且协议没有触及中梵建交议题,更未触及到梵蒂冈与台湾关系。

可以预计,作为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展现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决心,北京最终与圣座恢复完全的外交关系,纵使仍需双方进一步凝聚共识,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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