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者 需要更多资源“点亮”的另类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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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为台湾的“社工日”,该节日是为纪念1997年4月2日《社会工作师法》的通过立法。然而尽管透过立法肯定社工工作的专业,但在社工劳动条件和社福体系的改善上却未能有显著迈进。尤其随着社会救助和公共照顾需求的增加,政府公共支出却短绌的情况下,台湾社工普遍面临高工时、高案量、高压力、高风险,但工资与社会认同却相对低下的问题。

过去20余年来,台湾社会福利体系的扩张,主要都是以委托民营的方式推动,以最小化政府的责任。在政府为节省成本的业务外包下,穷了社福团体也苦了基层社工(图源:中央社)

去(2018)年的社工日前夕,当各地方政府办理褒扬社工的活动时,台湾各地的社工工会联合公布了一份社工劳动权益调查报告,揭露了社福行业各类的剥削、压榨问题,例如低薪、被迫回捐工资、超时工作等,使得“服务弱势民众的社工,反成为弱势的一群”。

该份报告引来台湾监察委员王幼玲、田秋堇的注意,并展开了历时近一年的调查,今(2019)年3月监察院正式向台湾卫生福利部(简称卫福部)提出纠正,指陈卫福部长久以来为节省成本,转嫁照顾弱势责任给委外补助团体,又漠视地方政府长年未给足经费,而衍生了社工高压、劳动条件差,造成人员流动,无法维持专业服务品质的恶性循环。

社工的低薪、过劳问题有多严重?从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可知,根据卫福部委外的研究调查发现,全台社工人员有60%都在民间组织服务,而民间组织的社工人员工资,约52%的工资每月落在新台币2万5,000元至3万4,999元(1元新台币约合0.03美元)的区间;有21.2%的社工人员实际支领的工资低于应领到的工资。

部分社工之所以无法获得约定好的工资,这是长期存于民间社福组织的“回捐”陋习。有部分社工在助人使命感下“自愿”捐助;有部分却是未经社工同意,由社福组织直接挪为他用,或用以垫付资方应负担的社会保险费而未足额给付。而社福单位会要求社工“回捐”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挹注的经费不足。

此外,在高案量、人力短缺的情况下,社工普遍也面临高工时,没加班费,亦无暇补休等问题。更有甚者的是,社工工作过程中还承担着高压与高风险。例如在进行家庭暴力访视和救助补助时社工可能遭遇言语或肢体暴力威胁,过去曾发生有案主认为申请社会补助受社工刁难,而以镰刀砍伤社工的憾事。

根据劳动部2018年度的调查,社工和医疗从业人员受到职场暴力威胁的比率是高居各行业之最,以公部门的社工为例,每百人中约有32人曾有过职场暴力的经历,其中有18.42%的人曾碰过语言暴力,8.46%的人曾遇上心理暴力,2.63%的人遭遇过肢体暴力,2.47%的人遇过性骚扰。

赖清德2017年任职台行政院长期间曾勉励从事照顾工作者,若认为工资低、工作条件困难超过忍耐程度,就把它当成“做功德”、“做善事”(图源:中央社)

社工恶劣的劳动处境,消磨掉不少怀抱使命感和热情的社工,使得社福单位既无法留住专业资深的老鸟,也难以吸引更多新血投入,这也是为什么社工人力会长年短缺的核心问题。

例如在不少社福单位,一位社工能待上3年至4年,就已经算是“资深”;而大学社工科系就被视为是“学长、姊泪推莫读”的五大科系之一,有网民就指出,“(社工系是)一个非常需要有爱心的系,很苦而且薪水又不高,工作量很大、心力的耗损更大、所以流动率很高,除非真的非常非常有助人的热情,不然很容易会有无力感。”

台湾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刘淑琼即指出,社工因劳动条件不佳而高流动率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永远是最嫩的社工在第一线服务最复杂的个案”,“这绝不是个案之福,也绝非政府所当为”。

在纪念社工日时,政府除了表扬“绩优社工”外,也应看见每个辛劳的绩优社工背后,还有无数个默默付出的“积劳”社工。如何从资源和制度面让他们免于陷入“弱势照顾弱势”的窘境,更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毕竟每天睁眼就是“柴米油盐”的世俗社会,我们是无法期待社工人员能永无止尽地靠“做功德”的大爱及使命感去维系一个完善的社会福利、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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