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的妖魔:民进党“统一恐惧感”的炮制与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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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大陆方面“促统”压力日增,从而给了民进党操作催化、放大并强调中共治理下的香港、新疆、西藏,出现了极大弊端,结果是“失败”的,未来倘若两岸统一,台湾也免不了步上港、疆、藏的“悲惨老路”。因此,加上继承自国民党于党国威权统治期间奠定的“反共教育”基础,运用台湾民主化后形成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与向来亲美亲西方的外部环境,有效催化出台湾民众对两岸统一的恐惧感。

本文转自《多维TW》041期(2019年04月刊)《封面故事:物化的妖魔:民进党“统一恐惧感”的炮制与催化》。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自今(2019)年1月2日习近平发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成为两岸间讨论度非常高的议题。面对大陆大动作的将“促统”搬上台面,蔡英文召开“国安会议”,拟定反制一国两制的“七项指导纲领”,作为台湾“国安团队”与行政部门因应大陆推动该项方案的行动准则。

民进党方面,另由党秘书长罗文嘉高调出席在台流亡藏人组织的“西藏抗暴60周年”行前记者会,并在大游行当天到场力挺,呼吁台湾人勿忘记西藏于1959年接受“和平协议”,以及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后的“悲惨历史”。罗文嘉并加码抨击中共治疆的“再教育营”政策,期望各方共抗大陆的促统压力。可以说,根据民进党的政治需要,一切可以拿来对抗中共的主张,或作为负面治理教材的个案,统统都可与之联合,用来强化台湾与对岸的区隔,其背后不仅反映出民进党对两岸统一的深层恐惧感,更有借此营造台湾民众对统一想象畏惧的用意。

资源一:香港“一国两制”作为政治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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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来,民进党对香港政治运动已经相当关注。2014年台湾“太阳花运动”落幕后,香港面对同样因对中国大陆开放而来的衍生性问题,借由呼吁特首普选的“占领中环”运动便应运而生。同年6月,戴耀廷等民主人士发起“和平占中”人士,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共同发起“‘6・22’公投”,收集香港市民就2017年特首选举的意见。时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赵天麟旋即呼应,发出新闻稿表示,“‘6・22’公投”是香港人民的胜利,民进党支持并声援香港人民透过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对民主化的追求,无论最终公投结果为何,港府和北京都应回应香港民众对于落实“真普选”的要求,并尊重“占中公投”所彰显的民意结果。

当时正值“太阳花运动”刚结束,“反中”成为政治正确,不仅香港民运人士顺势搭上这趟顺风车,掀起2014年年底的“占中运动”,民进党也借香港“占中”、“雨伞运动”作为太阳花的遗绪,维持新闻热度与政治动能,最终于2014年底的地方选举击溃国民党,取得建党以来空前的选举胜利。既然“反中”、反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政治运动,因“政治正确”有助胜选,自然直观地成为了民进党众一种“胜选的集体记忆”。

2018年,香港主权回归21周年前夕,台陆委会发出新闻稿批判“一国两制”在港实施的结果是“中共干预香港自治事务日深,人权自由倒退受关注”,严厉批判大陆官方以“全面管治权”为由干预香港内部自治事务,例如以《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影响港人参政权,指香港包括集会游行、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恶化,司法独立遭受挑战。代表民进党担心,台湾一旦成为“一国两制”的施行地区,北京将可以同样“中央政府对地方有全面管治权”为由,对台湾现有的民主政治制度加以限制。民进党政府的大声疾呼,不仅表达其以西式民主反对中共治港的一国两制,更是要催化引导台湾社会应该要担心所谓“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在未来成为事实,台湾民主的自由也将不复存在。

相隔3个月后,港府在《港府宪报》刊登命令,即起禁止宣扬“港独”的香港民族党运作;陆委会随即发表声明,称这是香港移交以来,首次有政党遭到禁止运作的处分,更加证明了这是“以政治手段压制港人的言论及结社自由”,许多港人并以游行表达强烈抗议,认为只会加剧政治对立,对香港的稳定繁荣发展毫无帮助。

陆委会呼吁北京方面与港府应该用宽容、理性及开放的态度面对港人争取更多自由政治空间的要求。陆委会此举具有借香港议题和大陆隔海对杠的用意,其所催生的效果却在台湾内部。

民进党的解读认为,今天“一国两制”后的香港已经受到北京一定程度上的管制,往后“民主台湾”恐将受到相同待遇,以此激起台湾民众长久以来对中共政权的反感与恐惧感。然而,2018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整体受民进党执政不力的拖累,“讨厌民进党”变成“台湾最大党”,加上韩国瑜旋风掀起的“韩流”,民进党打一国两制“香港牌”没有获得太多关注和预期的效果。

资源二:西藏议题与和平协议

另一方面,台湾过去并未将西藏现况与和平协议两者相联系,只是单独提到“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提出看法,或成为选举时的政见。在蔡英文之前的民进党甚至还对此保持开放态度。例如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面后发布的新闻公报,就提到:“促进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后来2007年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及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重申了两岸应签定和平协议;在台湾方面,陈水扁在总统任内也至少两次提到“海峡两岸签订和平稳定互动架构协议”。

不过,当两岸关系在“太阳花运动”后转坏,蔡英文2015年成为总统候选人,改变了民进党的立场,称“台湾社会对两岸和平协议没有心理准备,现阶段不需要讨论”,显示近年民进党对“两岸和平协议”的反对态度,一直延续至今。将和平协议与西藏议题、达赖喇嘛挂勾起来,则是2019年才出现。

也可能是为了因应对岸日渐加大的统一压力,民进党打破了自2016年重返执政以来对西藏议题的沉默,今年由党内高层、秘书长罗文嘉直接表态声援热点时事——“西藏抗暴60周年”,并与“两岸和平协议”相连系,形成了一套政治语言。罗文嘉参加大游行时表示:“1959年3月10日,中共政权撕毁了和西藏签署的《17条和平协议》,把军队开进西藏,屠杀了120万西藏人民,摧毁了6,000座西藏传统寺庙,这是活生生的血汗历史,不能被忘记……‘和平协议’无法带来和平”,并在游行的行前记者会中公开邀请达赖喇嘛访台,凸显中共治藏政策的负面部分,将其与台湾的未来遭遇划上等号。

民进党期望能再次邀达赖喇嘛来台,也是因为达赖喇嘛于1990年代提出了反对“西藏在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处的地位或状态”,也不寻求“西藏独立”的“中间道路”。但“中间道路”欲打破现行的行政区划、反对汉族向西藏的人口迁移,限制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的驻军,不接受西藏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北京方面明确表示:“实质上就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中央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

民进党想与被北京视为分裂主义的达赖喇嘛合流,就是利用达赖喇嘛在西方世界的高知名度,宣扬反对两岸统一主张;而流亡藏人也需要民进党提供一个反共的舞台,双方相互为用。西藏自元朝以来就被纳入中国,成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历代中国中央政府,包括“中华民国政府”在退守台湾之前也对西藏拥有完整主权和治权。但民进党要彰显的,却是藏人流亡政府炮制的中共“入侵西藏”的说法,引用藏人流亡政府对外宣传的暴力传言和死亡数字,强调《17条和平协议》换来了所谓中共的背约和武力镇压,是个不可信任的契约方,台湾若贸然与“有前科者”签和平协议,有极大的安全风险。

资源三:新疆“再教育营”与宗教自由

西藏之外,为了抵消来自大陆的促统压力,民进党在对外政策论述上提出“民主价值同盟”以共抗“中国威胁”,近期更找到了新疆“再教育营”作为两岸关系的突破口,打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的人权牌,并积极参加美国主导的宗教自由论坛,批评新疆治理的“再教育营”问题。

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Sam Brownback)在台出席“印太区域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的主题演讲中称,美国已将中国大陆列为特别关注国,因大陆严重侵害宗教自由。蔡英文在接见布朗贝克时则说,台湾很乐意跟美国合作,一起为民主发展贡献心力,民进党籍立委王定宇说得更直白:这场会议就是指向大陆的宗教问题。有了美国大力加持,“再教育营”似乎已经成为事实,但真相真是如此吗?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吴启讷接受本刊访问时指出“再教育营”的名词由西方所创造,大陆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再教育营”,而是称为“学习班”或“职业教育训练班”,针对语言能力、职业技能不足,因此找不到工作,可能成为社会隐患者;以及曾受到宗教基本教义派、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影响的人,在接受反极端主义教育、国家意识教育、语言训练,或支薪的职业技术训练后,就可离开训练班并返家。

民进党不以事实为基础,反而借着西方社会大书特书的新疆“再教育营”议题,主动出击批判大陆,目的在于宣扬“中共政权苛待少数民族”,利用台湾民众对全球人权议题的重视态度,进一步催化台人对大陆的反感,巩固“反中”、反共意识。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吴启讷 (多维记者:廖士锋/摄)

资源四:昔日反共教育与今大陆负面新闻

自二次大战后的国际冷战格局形成,台湾成为美国西太平洋围堵战略(第一岛链)一环,形塑了美国防卫台湾人的安全感;美援更改变了台人的饮食习惯(如食用牛肉、面食等),台湾可以说从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各方面都服膺于美国之下,于是对美国的反共意识形态也照单全收。

在冷战结构下,台湾事实上也确实扮演着美国遏制大陆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角色,成为亚洲的冷战前线。

再者,蒋介石自国共内战失败后率国民党军政人员撤退来台,在两岸对峙下,为巩固其在台湾继续执政合法性、将台湾作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基地”,实现“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的基本国策,利用两岸的经济发展落差和中共在执政过程中出现的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极力丑化大陆社会,放大“大陆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想象,塑造台湾民众对中共政权的敌视与恐惧,也是实际的政治需要。

上述国民党高举的反共大旗,在台湾首次政党轮替之后,随着政权转移,被民进党拿去,所以反共意识形态与对大陆社会发展问题的错误认知,被民进党全盘继承并结合民进党自身的台独政治主张,以及李登辉以来30多年“国族”身份认同的重塑,演化为统一的排斥和恐惧。

与此同时,大陆在经济崛起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出现的负面新闻,也和台湾的本土意识混合产生化学反应。从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起,毒水饺、注水肉、人造猪血、地沟油、过期肉、食品添加剂,到今(2019)年3月四川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小学部的校园食安事件,以及层出不穷的接种疫苗致病、致死案件,除了凸显大陆社会基层治理方式过于粗放与相关监管不到位,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的敷衍塞责,上述新闻事件经台湾媒体的报导与夸大渲染后发酵,也成为攻击中共的最佳利器。也由于迄今只有约一半的台湾民众造访过大陆,对大陆实际情况不够了解,加上过去的反共教育、对中共的敌意,以及现今大陆的负面新闻与对大陆对台湾的强烈企图,整体构筑起台湾人民对两岸统一的恐惧感。

近年来中国政治社会向威权回归,政治权力和最高领导人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及在此过程中言论被不断收紧,政治及社会异议人士被消音,也经由媒体传播,在已经民主化的台湾形成负面效应,经历过两蒋时代威权恐惧的台湾人对此普遍难以认同。而民进党则非常善用这种民间情绪,并将之与两岸紧张情势以及民进党自身的分离主义主张相连结,形塑对中国大陆社会制度以及统一主张的恐惧。

恐惧感的汇集:抗拒统一

综观民进党在塑造“统一恐惧感”时所用的素材,有些是中国大陆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时,没有妥善考虑到香港居民对特首选举办法的期望,以及快速且大幅度开放大陆游客,使公共服务资源或本地物资供应发生紧缺,与近年台湾开放陆客来台而产生的负面效应非常相似;有的是地方干部在藏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过度压制,引起同为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忧虑;对新疆问题的渲染,则是以西方媒体炮制的“再教育营”为主体,将其与“纳粹集中营”划上等号,遂引起台湾舆论的关注与同情。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对台工作方面,因为这几年对岸促统压力日增,从而给了民进党操作催化两岸对立的机会。在催化的方面,放大并强调中共治理下的香港、新疆、西藏,出现了极大弊端,结果是“失败”的,未来倘若两岸统一,台湾也免不了步上港、疆、藏的“悲惨老路”。因此,民进党持续论述那些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并继承国民党在党国威权统治期间奠定的“反共教育”基础,运用台湾民主化后形成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与向来亲美亲西方的外部环境,有效催化出台湾民众对两岸统一的恐惧。然而,其背后的藏镜人,其实就是民进党的台独分离主义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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