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协作会议 台湾民主课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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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于当地时间4月3日召开“公民协作会议”,起因于网友在台湾政府所设立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发起“全面开放渔港钓鱼并全面兴建钓鱼平台”提议,获得5,086人次附议,加上此议题也引发台湾基层渔会不满。唐凤介入本案并至基隆八斗子召开协作会议,邀请台湾政府单位、学者、渔会与钓客等利害关系人共聚讨论与协商。

会议结束后,唐凤办公室以“渔港开放有共识:钓鱼不应影响渔民作业”为题作为结论。此外,唐凤也将于4月12日持续针对“杀害16岁以下直系子亲、继亲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议题召开公民协作会议。

台湾政务委员唐凤期许自己在职位上秉持“持守的安那其”推动开放政府,推动公民参与(图源:多维记者/摄)

这个在台湾传统政治运作显着相当新鲜特别的“公民协作会议”,可以追溯到今(2019)年3月,唐凤当时在英媒《经济学人》杂志网络版以“台湾内部创新数字民主”为题发表专文,指出台湾尝试将协作精神纳入政府治理,将互联网作为公共讨论空间,用“实践协作参与”,作为数字时代的民主共同链接。

她认为台湾的“开放政府”与“协作会议”等作法,能够协助培养“公民的风度”与“倾听文化”,打造台湾稳固的民主基盘。目前唐凤已在台湾举办过40多次协作会议,针对台湾民众对于法令修改的意见进行讨论。唐凤在接受台媒中央社访问中提到,眼前的阶段任务则是让这套方法更扩大、更往下,深入应用到台湾的地方政府或三级单位。

民主价值一直是台湾政府对外强调的荣光,也是台湾民众念兹在兹的政治体制,但随着台湾社会的变化,从1980年代要求解严开放各种禁令,到现在数字时代的信息快速流通,加上台湾已被塑造成多元文化的社会,民主的方法与机制可能也面临到转型的问题。但未来台湾民主操作将有什么新的模式与发展,且有别于代议式民主?“公民科技”俨然成为台湾政府与民间发展的方向。

从2000年以来,台湾便以美国的经验为基础架构推动“开放政府”,而民间则以长期经营公民科技议题的“零时政府”(g0v)为首,其也为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提供科技的助力。因此当零时政府核心成员唐凤从民间进入到政府体系,也被赋予建立民间与政府之间沟通桥梁的期许。

因应科技时代变化,开放政府在美国理念下强调信息透明、人民参与、课责与亲民的内涵,试图让民众能够更加参与到政府决策过程,实现民主的方式,本为探索民主方法的良事。但值得思考的是,在台湾本身灵活性不高的公务体系与民情状态下,西方这套对于民主概念与模式的追求是否适用于台湾现况,仍待观察。

回头看唐凤对于开放政府的态度,唐凤在入阁时接受台媒采访时表示自己的价值是“持守的安那其”(Conservative Anarchism),也就是在让政务顺利运行的状态下,维持反独裁的无政府主义。此貌似进步但充满矛盾的状态随后也引起其他公民科技社群的质疑,在强调公仆、去中心化的开放政治文化背后,这些攸关政治实务的协调者责任将由谁来承担?如果这些参与平台的组织、意见的搜集、协作会的召开只是协助政府政务运作,而无法有一套标准价值平衡民众与政府之间权力的话,会否到后来仅成为政府涂脂抹粉的宣传工具?种种质疑都将是数字开放政府不可避免的挑战。

台湾政委唐凤在开放政府的政策下持续推动公民协作会议,而近期更将深入台湾基层政府与民众进行对话与沟通,这些举措可视为数字时代下民主转型的试验,但这些努力是否能真正达到效果?如果平台促成者未就议题相关利害关系方作深入耕耘,且未能有一套价值与责任感进行协调平衡,而只是呈现冲突的话,许多的协作会议将沦为走形式,对于议题中多方利益冲突协调的帮助有限,容易沦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民主空想,这将是台湾民主课堂上不可忽视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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