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社会学家赵刚:台“觉青”须“脱美入中”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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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历史的转折点,青年运动对于社会的不满和呐喊,都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然而,若青年缺乏历史感和包容异己的“民主”态度,以及对于现实政经结构的掌握,这样的青年运动是否还能成为社会变革、进步的力量?

为了解青年与社会运动间的连结,《多维TW》独家访问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台湾社会研究季刊》顾问赵刚,尝试从全球冷战的脉络来观察台湾青年运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性质,并反思当前台湾青年运动以西方“进步价值”为政治正确的霸权现象。

赵刚任教于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为台湾知名的社会学家,著作有《左眼台湾:重读陈映真》(图源:赵刚教授提供)

2018年底的同婚、反核及正名加入东京奥运的公投提案中,多少映照出当前台湾“觉醒青年”的时代精神。在这些议题上,似乎都可见一个现象,也就是支持和倡议的青年们倾向以“文明”或“进步”自居,凡有异议者就会被贴上“反动”或“保守”的标签。您是如何理解这样的“觉青”和“文明霸权”现象?

我觉得必须回顾一下太阳花运动的历史位置和它的性质,在这个脉络下头来看,才能理解为什么今天“觉青”那么自信满满、正义凛然地对于政治正确的价值毫不怀疑。

“觉青”,并非2018年在公投提案时才出现,大规模成为现象是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因此假如要理解今日的“觉青风景”,就必须回头反思太阳花这个历史事件的历史位置。

在太阳花运动之前,二战后1945年以来,年轻人以一种体制外的方式去介入社会、介入政治,其实是有两波,第一波是1947年至1949年的学生运动,第二波是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1947年至1949年当时两岸至少是形式上统一的时期,但这段时期学生运动的意义被我们遗忘了。

当时主要以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为主体的知识青年,以及跨海而来的知识份子共同形成了跨海峡,要求“反帝、要求和平、反抗饥饿”的学生运动。这个学生运动它没有褊狭的台湾主体意识,它追求的是一个如何结束内战,建立一个更和平、更正义的社会。台湾作家蓝博洲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丰富,特别是《台北恋人》值得参考。

然后,到了1950年随着韩战爆发,1947年至1949年所有左翼的,以全中国为范围来思考的进步运动,都在白色恐怖中被扑杀了。白色恐怖后就形成了一个肃杀的新生的政治空气。

到了1970年,很重要的学运就是保钓运动,紧接着就是风起云涌地在台湾,在北美形成了一个类似五四运动情怀“内除国贼、外扫强权”的反帝青年运动。这使得原本在党国教育下去政治化的青年,开始追索全民族的未来,这个影响一直到1980年代还有延续。

这个延续可能就像是发生在鹿港的反美商杜邦公司设厂的环保运动中。 “反杜邦”与日后以“本土意识”为基底的环保运动是很不一样的,它还延续着70年代那种第三世界左翼的,“乡土”的精神。

身为保钓世代的林载爵先生所写的〈本土之前的乡土〉,就清楚勾勒出1970年代没有狭隘族群民族主义的“乡土”意识,是如何跟1980年代以后所强调“本土”意识是不同的。

这个延续也包括1984年作家陈映真所创办的《人间杂志》,这其实是不合时宜的一份杂志,因为当时台湾“本土化运动”已经大致上取得了论述上的霸权。《人间杂志》在1989年的停刊,其实是一个很指标性的事件,它代表自保钓运动开始长达20年的“长七〇年代”的结束,这也是冷战结束的一年,美国霸权单极时代的来临。 “长七〇年代”的结束意味着,“台湾的中国”和“中国的台湾”认同与第三世界左翼立场结合的时代的消逝。

为什么会从太阳花运动,提及这两场青年运动?因为太阳花运动是与前两波青年运动的历史性断裂,透过了解今日的学运是如何与历史断裂,我们也才知道今日的学运是怎么形成的。

一般人会马上提出质疑,那1990年代发生的野百合运动呢?那不也是青年介入政治、社会的展现,是太阳花运动的前一波吗?在这我要大胆地对历史做出分期,也就是说,太阳花与野百合其实是属于同一波的青年运动,两者有着深刻的连续性。

您是如何界定和理解台湾战后的这三波青年、学生运动?

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台湾问题时,必须把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里头来看。 1947年至1949年跨海峡的左翼学生运动是在冷战前的脉络发生。1970年代保钓运动和乡土文学,这些第三世界左翼的批判思潮,为什么能够在70年代的台湾出现,除了台湾内部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全球冷战结构,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内哄而开始松动。1980年代末,《人间杂志》的停刊和野百合运动的发生,则是世界迈入新的阶段,野百合和太阳花都是后冷战时期青年政治的展现,它一直延续至2018年的同婚、反核及关于正名的公投提案上。

台湾青年运动的动与不动,有的时候跟主体“是否觉悟”或“思想理论是否成熟”没有很大的关系。它其实是客观政治的折射跟反射。在后冷战时期,青年运动的高低起伏和波峰波谷,是随着政权是否为倾向台独的政权而更迭,假如政权是国民党执政,抗争意识就会立即出现。

我认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学生运动的主体性向来是被节制的,所以我并不认为在野百合之后有所谓的“觉青”。因为觉青应是指有清澈明朗,有思想理论的主体。相对地,沉睡的人也未必是沉睡。谁沉睡?谁觉醒?是当代很关键的问题。我认为必须质疑“觉青”这个名词是名副其实的吗?他们启蒙的位置是谁赋予的呢?我们不能回避美国扮演的关键位置。

您认为形成“觉青现象”背后的历史、政治因素有哪些?

自太阳花以降,青年自以为掌握真理,站在文明高度上,只要不同意他们的,就把它视为落后的,封建的,保守的,或者“中国的”。这样子的立场,我们能说是政治性的展现吗?我觉得“觉青”是低度政治性的。因为他们的政治性是不用透过历史的爬梳,不用面对自身在历史中的位置,以及在未来政治方向选择的艰难。

“觉青”的低度政治性,外因是冷战的结果,是美国意识形态在各方各面的影响,在内因方面是与战后以来,国民党对于历史和政治议题的高度紧缩有关。虽然我说了很多美国因素,但我不会把问题都归咎到美国去,知识上还是得返回自身。

从野百合到太阳花,本身无罪,因为它承载的是台湾整个长期低度政治化的传统,像1947年到1949年这样一个左翼的学生运动,必然是在我们的历史意识外,1970年代具有左翼的世界观和第三世界的视野,有反殖、反帝情怀的精神,也不在主流意识中,被屏蔽在教科书和常民意识外。而“觉青”又是九〇年代成长、受教育的年轻人,1990年代李登辉主导的教科书历史修正,也是为什么会出现“正名”这样的诉求。形成低政治化的重要内因,更包括自两蒋时代和党外以来,都未曾对于日本旧殖民和美国新殖民进行清理。

除了1970年代在冷战结构松动而出现的保钓、乡土文学,不然我们看不到台湾对于美国的霸权有任何的反抗,完全是趴下。在这种情况之下,年轻的学生,有正义感的学生,有不安感的学生,他们就会只会走上反国民党的路途。

这样的路途怎么会跟反核、同婚、废死这些政治价值结合?因为这些恰恰好跟正名运动一样,都是高度教条化的运动,他们本身都是“政治正确”,就是你不正名,就是不爱台湾,不反核、不赞成同婚,你就有问题。然而,当政治变成了姿态,其实就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

这些“政治正确的政治”之所以强势,其实是因为“长七〇年代”的消逝。虽然历史没有假设,但假如说1970年代的精神和实践,还作为一个绵长的动力直到今天,那么今天的政治风景将会不同。

1970年代中,本土运动就开始往上坡路走。 1990年代是李登辉的政权跟民进党本土运动唱双簧的时期。在知识上头也出现了两种学术霸权,一个是台湾史,另一个是社会学。

我们必须把社会学当成一个政治现象。因为它不仅仅是各大学设立的一个学门科系,更因为它源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世界观,它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理论性,所以我自己的角度是认为,社会学自李登辉时期以来,比起台湾史,更是台湾的“国学”,所谓“国家之学”。

因此如果不掌握“长七〇年代”的消失,不掌握从1980年代同步兴起的社会学知识霸权,我们就无法理解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以及更早前的野草莓运动。因为主导的力量都是跟社会学系有关的老师和学生。不理解社会学作为一种霸权的出现,并巩固成为“国学”,那么我们就没办法去理解当前这个“觉青世代”。

美国社会学自冷战时期以来,一直是作为美国全球霸权的前锋角色。各种的“政治正确”的政治价值,其实都是现代化理论在不同时空下的延伸,它提出关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不文明”的新尺度。现在它不再只是关心政党政治、投票和公民权,这些价值都还存在,只是又新增了许多维度,包括性别、多元文化、同志运动这些东西。

1990年代的柯林顿开始会去讲一些多元文化、性别政治,柯林顿时期所搞的文化政治一直还影响着我那个年代留学回来的一大票台湾学者,也在台湾的社会科学、文化研究领域形成很巩固的知识位置。

同婚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大背景。现在的“觉青”是在当下的时代里头,把1990年代后冷战时期柯林顿执政期间的文化政治,变成了自己的文化政治,是对于90年代美国文化霸权政治的延迟反应。不过,特朗普这样一个民粹主义,相当男性、福音教派,对于多元文化和同志运动是相当不甩的人上任后,也意味着柯林顿时期的文化政治基本上已经终结了。

由于台湾的文化政治一直是跟着美国走。在今日新冷战到来的时期,我预测政治正确的文化政治将会退潮,在美国所主导的地缘政治要求下,特朗普的新文化政治会让“觉青”迅速国族化、冷战化,更明确臣服于反中的唯一目标。

为什么我说反中,不说台独?还是得回到美国在台湾当今和未来命运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在新冷战时期,对美国而言,台湾所能扮演的角色,最大利益绝对不是台独,台独对于美国完全没有任何利益,但是台湾假如一直作为反中的桥头堡,才是美国的最大利益。

所以如何说“觉青”是真的有觉悟呢?他们等于是趴下来崇拜美国的政治正确,美国人说同婚是好的,你就觉得是好的,亚洲还要当第一个。我并没有要涉及同婚的实质意见,而是要指出同婚后头的文明观。

“觉青”等于无条件的崇拜美国的政治正确,另一方面也延续和继承了新旧殖民所一贯进行的民族分裂。他们没有要进行任何的解殖。这样的学生运动,虽然这么年轻,却缺乏追求自己尊严的热血,还以依附而洋洋自得。 “觉青”,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自我认知,外人若也这么认为,更增加他们错误的自觉。

“觉青”应该如何从2018年同婚、反核及东奥正名的挫败中得到反思,并找到展望未来的希望?

有什么希望呢?希望也有,但还要观察。比方说2018年年底公投的结果与“觉青”所希望的完全相反背道而驰,我难免想到鲁迅《破恶声论》那篇文章,它讲到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些整天传播西方进步价值的伪士,鲁迅很看不起这种人,说他们“当去”,而“迷信当存”,不是说那些跳大神的乩童,而是说我相信的传统,我的所从来,我对自己存在的认识和信念。

这些认识和信念来自哪里呢?鲁迅认为说我们在知识份子中是找不到了,只有在乡间的草民、农民这些没有被西方的话语波涛给灭顶的,生活在日常世界里头的底层民众中。

我不是选举的密切观察者,但我会觉得说,这次中南部原本是民进党铁票区的民众会投下反对票,当然有民进党经济没搞好的因素。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对于“觉青”政治正确的反对票呢?他们是不是感觉到生活信念,在这些年里头,被“觉青价值”给冒犯?我觉得是可以用这样思路来理解这次选举结果。

例如我碰到的计程车司机跟我讲说,他实在是受不了这次的公投议案,他觉得“走过头了”。这是不是一个希望呢?当然这个希望对于“觉青”而言,恐怕是最大的冒犯。这些有传统道德观的底层民众,反而被“觉青”看不起。此时,“觉青”的“民主观”其实也陷入了危机,因为他对于不同于他的老百姓,他竟然觉得自己是对立于他们的。

怎么办呢?我觉得第一个,我是向“觉青”发话,就是在知识上头,假如我们要认识“他者”,我们是不是能不要从妖魔化开始呢?你不喜欢“中国”,但你要去认识它,何况这个“中国”又内在于你,比方说你用的是中文,语言承载的是最重要的自我跟文化的基因。

你必须了解到中国之于你是什么意思?认识它,认识它的传统,不论好的或坏的,在这个过程里头,就是不要妖魔化、不要自卑、不要自恨或自我取消,一心要成为他者。“觉青”如何是觉悟的呢?首先必须从缺乏自立的状态撤出。怎么做?首先就得在认识上头、学问和思想上头,重新认识中国。

第二个,我认为是最困难,也是最根本的,就是在信念上头,我们可能要“脱美入中”。以台湾的区域位置而言,“入中”不只是指中国大陆,还包括台湾内在于“中国”,“内在于东亚之中的中”。因为这一百年来,我们一直被日本和美国把我们从地理的想像上拉离东亚与日本联系在一起,而日本又跟欧洲联系在一起,后来变成我们跟美国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百年来,虽然这个岛存在于东亚,但我们的心灵却是脱离东亚。

重新认识中国也意味着台湾人如何重新做一个中国人,一个在台湾的中国人。我的朋友作家郑鸿生对此有最早的呼吁。我们要提出新的迫切的历史议程:如何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和东亚的和平。美国要重返东亚的现实,更把和平与战争这个议程摆在我们面前,作为一个台湾的“觉青”,有责任思考如何让台湾免于战火的威胁,我们如何在这个区域里头发声。这既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东亚,不然“觉青”只能成为美国的战争走狗,东亚人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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