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在台湾:蒋介石和胡适的“五四”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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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发生时,台湾正值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由于担心以反抗列强殖民压迫为核心要求的“五四精神”会在台湾掀起波澜、引发台人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日本殖民当局极力淡化五四,使其只在知识界传播发展,形成1920至1930年代的台湾新文化运动,不过也仅仅限于在思想界而已,社会大众并未对五四有积极的反响。在战后光复的台湾,国民政府急于让台湾“去殖民化”,重新回到“祖国”的文化脉络发展中,以填补日本殖民台湾五十年所留下台人对于中华文化的隔阂感。代表中国近代思想界重要变革的“五四”,也就成为台湾人所必须“重补修”的一门课。然而,台湾所接受的五四精神却受到蒋介石、胡适的影响与局限,并不足以客观呈现本来面貌。

台湾“中央研究院”于2019年5月2日至5月4日主办的“五四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多维记者:許陳品/摄)

1 蒋介石与胡适的交锋

在台湾所理解的五四话语体系中,当以蒋介石与胡适作为代表。双方基于政治目的或其他原因,彼此对五四与学术自由的认知天差地别,有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这样说的:

1958年4月,胡适在台北南港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就职典礼结束后随之召开院士会议,就在蒋介石等来宾致词之后,胡适话锋一转,把蒋对五四的评价公开批判了一番。蒋介石称,共产党在大陆坐大,最后导致政府只好退来台湾,可以说与五四运动提倡的自由主义不无关系,并期望中研院的学术研究也能配合“反共抗俄”的政治使命来进行。这令作为五四运动亲历者、崇尚自由主义立场的胡适相当不满,因为胡正是自由主义的大力推动者。胡适当场回呛蒋称:“总统你错了,五四运动是民国八年(1919年)的事,纯粹是一种文化运动,而之后的左倾思想、共产党坐大是十几年以后的事,跟五四运动无关”。蒋介石当场并未发火,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据说直到胡适逝世、卸任中研院院长以前,蒋都未再造访过中研院。

1950年代,胡适与蒋介石在台湾(图源:VCG)

2 让蒋介石进退维谷的“五四”

从蒋与胡对五四的不同解读,可知台湾在战后对五四有个两种不够客观的态度,一种是以国民党的立足点出发。中国国民党成立之初,即以“打倒列强、扫除军阀”以及统一中国为己任,包括国民革命军北伐,就是将消灭北洋军阀作为目标,而军阀正是“出卖主权的国贼”,与五四运动目的相契合。对国民党来说,五四运动正是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原本有必须广而告之的政治需要。

然而,对在国共内战中取得最后胜利的中共而言,五四运动爆发,不仅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更由此引起一场马克思主义传播近入中国的运动,包括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多达200多篇,证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成为非常流行的思想潮流,且五四运动仅仅过去两年,中国共产党就于上海成立,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正因为此,国民党在国共内战落败后辗转来台,既要“反共复国”,又要妖魔化马克思主义以树立三民主义的正统形象,对于五四运动及其影响,自然讳莫如深。这种缺位的现象,导因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共建党,最终丢掉大陆政权,始终是国民党绕不过去的坎,也绝不能让五四变成“为匪宣传”的工具。

第二个原因则是,在大陆时期蒋介石获得江浙财阀支持而茁壮,可以说代表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与买办性格,意识不到中国当时作为农业社会的根本问题:土地兼并严重与普遍贫穷。一个由地方仕绅垄断经济大权所建立的政权,与过往的专制王权并无二致,宣传五四精神(反压迫、要民主),正好触动了日益腐化、暮气沉沉且丧失革命理想的国民党,其在台湾以党领政的党国体制,更是五四所严厉批判的对象。蒋明知五四意味着中国近代以来从思想界迸发的巨大力量,促使全国大范围的“三罢”(罢课、罢工、罢市)发生,但在国民党的语境中,五四只能简化为学生反帝抗争与民主科学观念的引入,并且可以拿来攻击中共政权的“不民主”,其余皆成为国府政权文化与宣传上的负债,演变为国民党所“不能说的秘密”。尤其是丢掉大陆政权的结果,使蒋在内心对于五四非常深恶痛绝,并非每年行礼如仪的举办“五四文艺节”能够遮掩。

3 与中国社会现实脱节的胡适

相较于蒋介石出身地方望族、后有财阀支持成为了实力派军人;胡适出身自官宦人家,少有亲身参与劳动生产的机会,在家庭的支持下,直到从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前,从未有正职的工作经验,所以胡适所呈现的性格乃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精英主义、唯心主义,将胡比做当时不事生产的“文青”,以及其背后表现出来的虚无主义,亦相当贴切。

除了以上述话语“回敬”蒋介石,将五四运动与日后“中共坐大”撇清之外,胡适认为“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为一个政治运动”。他于1960年也称“它(指五四运动)一方面帮助我们的文艺复兴思想的运动,同时也可以算是害了我们这纯粹思想运动变成政治化,可以说变了质”。从胡适始终坚称五四最初仅仅是思想运动,后来转化为政治运动乃是“变质”就可知道,胡如同其阶级出身,只是看到了五四在思想界的表象,看不见20世纪初中国处在饱受帝国主义压迫、地主阶级剥削的大背景,欠缺对社会底层关怀的人道主义精神,便贸然切割五四运动与中国政权更迭(中共崛起),没有对这一史事具有历史纵深的思考。

1958年,胡适、蒋介石在台北“中研院”的合影(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4 在台湾未完成的“五四”

对比蒋介石与胡适对五四的态度,蒋、胡基本一致,但蒋比胡稍微务实些,至少他能部分撷取五四精神作为自己的政治工具,而胡则如同一个过客般,看不到这场运动对中国政治实践的深层冲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运动都是由集体所组成,虽然运动有主导者,如百年前五四运动里的胡适、蔡元培、罗家伦、傅斯年,然而群众才是运动的主体,以运动领导人来理解运动,很容易陷入“见树不见林”的被动情境。而在台湾的五四,从蒋介石和胡适两个人是很好说明问题的切入点,证明对五四如瞎子摸象般的片面理解。

台湾作家杨照称:“在官方的论述中,‘五四’一词的多元、复杂、分歧,仍然是国民党官方史学掌握下,无法统一口径的异数、怪胎”。这面特殊的旗帜,因为具有反压迫、反封建的民主、进步道德美感,就连后来的自由主义健将殷海光,从1957年起,连续四年在每年5月上旬固定发表以五四为题的文章,主张“重整五四精神”与“跟着五四的脚步前进”,从而在文化维度对国民党的党国统治和意识形态进行曲线解构,也是意图针对在党国体制中五四诠释权的突破。可惜的是,五四就在台湾处于先天不足(日本的压制)、后天失调(蒋介石淡化与胡适的影响力)的窘境中,随着1990年代之后,李登辉形塑的本土意识和台独分离主义观念,五四逐渐成为异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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