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对六四认知有无转变 亲历者:立场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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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5月20日,台湾民主基金会与华人民主书院共同举行“六四30周年谈中国对民主人权之威胁”座谈会,邀请六四学运领袖与相关民主运动人士进行对谈。针对多维记者提问30年后对于六四的认知,有无转变?时为学运领袖之一的王丹坦言立场有所变化,尽管至今仍同意“政府有罪,学生有错”,但是“先要让共产党认罪,才公开讨论我们的错误”。同为八九民运人士的王军涛則称,30年后来回顾,西方政府、华尔街与中共合作,获得巨大红利。

王丹表示,八九学运中,学生固然有错,但必须先由共产党认错,再来检讨学生(多维记者:廖士锋/摄)

出席这场活动的1989年学运参加者,包含王丹、王军涛、周锋锁、陶君行等人,关于以30年的维度回顾,对当时学生、中共的作法与认知,是否有所转变?王军涛表示,当年“六四”有两个方面要求,“政治上要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社会层面要求反官倒、更公正的社会”。六四镇压之后,“共产党说自由民主法治是从西方来的,实际上要分裂中国搞乱中国,但在社会层面要求,他们说给我们时间我们来解决问题”。

王军涛并提到,30年后来回顾,西方政府、华尔街跟中共合作获得巨大红利,另一方面中国真正反抗的是中国老百姓,包括维权律师、基督教等;社会层面,腐败由个人腐败,到团伙腐败、制度性腐败,已经到文化、风俗、习惯整体堕落、腐败,“整个社会都堕落”。他认为,“1989年民主运动没有错,共产党提供答案是错的”。

至于1989年学生运动是不是“过激”?王军涛不认为如此,他表示当时全世界都出现大规模政治风潮、都上街,“最后区别我们和别人结果就一条,别的国家威权和极权统治宁愿交权也不开枪,我们中国碰上邓小平他要开枪”。并赞誉1989年学运的和平理性秩序达到人类社会史上颠峰。

王丹则表示,1998年曾归纳“政府有罪,学生有错”,今天还是可以成立,“说学生一点错都没有,不可能,那么大一场运动说一点错误都不犯,这一点都不客观”。但是经过30年之后,“我的立场有变化”。

王丹认为,“外界不应该要求我们去探讨我们的错误,不公平、不公正。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反思,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反思,但如果是公众追着我们说当年有甚么错误?是违反民主,民主是程序问题,有先后,如果共产党今天坚持说杀人没错、而我们说哪里错了,这会把历史事实扭曲,尤其对年轻世代来说,他们看到共产党不断说他们没有错、我们说我们怎么错了。这样做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容易使年轻世代有歪曲认识。所以先要让共产党认罪,才愿意公开讨论我们的错误”。

陶君行则以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与1989年对比,认为问题在于“当权的人没有让步,他也刻意不让步、不镇压,让我们自己消亡”。

周锋锁则表示,1989年学生抗议,和平、理性、自律是惊人的,“过去30年别的地方很难看到”。

而从事后回顾,他认为根本挑战是在戒严以后,政权丧失合法性,存在权力真空,社会各界没有形成怎么建立新的权力秩序的过程(的共识),权力分散。“我们是来请愿,任何别的机会都会发展成革命,而我们没有革命的心态,很值得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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