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六四反思 两岸须跳脱“德先生”迷思(下)


从五四100周年到六四30周年,台湾往往站在自由主义的话语以及西式民主的自豪,看待历史事件对于现实的影响,却忽略了任何事件背后最为关键的社会动力,从而贴上过多的意识形态标签。本刊专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张麟徵,反思百年来两岸对于“德先生”的认知历程。全文共分两篇,本文为下篇。

本文转自《多维TW》043期(2019年06月刊)《从五四、六四看民主 两岸须跳脱“德先生”迷思》。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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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百年前的五四到30年前的六四,其实都是被高度指向“民主”的运动,台湾一直沿着胡适这条自由主义的路在看五四,对“德先生”的理解也是沿着这条路。您觉得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民主发展,还有两岸三地走向不太一样的政治制度,今天怎么去重新看待“德先生”这个民主概念?

张麟徵:在洋务方面,从满清末年就一直在辩论“全盘西化”还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经过100多年之后,今天应该看得很清楚了,我们绝对不可能全盘西化;共产党也走过这种莫名其妙的路,甚至要把中文“罗马化”,这是完全错误的。五四运动如果肯定成是一个爱国主义的运动,我支持,但是五四运动推广“德先生”和“赛先生”,赛先生来讲的话,到今天也还有价值在,争议性比较小,我们今天还是要往那个方向精益求精,但是德先生、民主制度的话,我觉得当年太天真。

当年只看到西方因为实施这个制度、船坚炮利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而且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变法之后没多少年就把中国打败,反过来变成是侵略中国,所以感受特别深,可能会一时被情势所蒙蔽,觉得只有民主化、只有共和、一人一票才能够救中国。六四也是一波要民主化、自由化的,自由化、民主化都不是坏事,但是要有个根基,就是一定要先有法治。

港英政府在香港统治100多年,对港人所遗留下来最好的一个遗产就是法治。港英时期的香港自由是有限的,没有什么选举的自由,也没有议论港英政府好坏的自由,这些香港人是没有的;至于民主、选举权就更不用谈。但是至少法治是需要的,中国人也讲究法治,所以如果没有法治作为基础,去对自由化、民主化憧憬,我觉得只是憧憬,因为没有真正深入到到西方社会里了解。如果讲自由化、民主化,西方其实是大大不够格的,缺少了“民胞物与”的胸怀。

台湾学者张麟徵认为,两岸应该跳脱出浪漫的心态来看待“民主”,时间才是证明真理最好的方法。图为1989年5月25日,学生们举着写有“李鹏下台”的标语在北京游行(图源:AP)

中国人反而是最不歧视的,谁来我都可以接受,甚至我被你同化都可以。所以今天“国语”其实不是真正汉人的话,大部分是胡语。西方对于黑人的解放很晚,美国到了1960年代还有黑人民权运动,对于妇女的投票权、性别也有歧视。对西方来讲,它的自由民主是有财产权的人可以拥有自由、选举权、被选举权,得到法律的保护,其他人都没有。

从五四到现在百年来,中国需要不再那么浪漫,当年追求自由、民主,但他们没有讲法治,没讲法治是很可怕的,没有法治作为基础的话会如脱缰野马,个人自由就是以牺牲他人自由为代价去获得、扩张,这是不行的。所以当时的主张,是太过浪漫的不切实际的一种自由、民主的想法。

所以经过五四,再经过六四,时间是证明真理最好的办法。没有其他的度量衡可以来衡量,只有经过时间的筛选之后,现在这个制度的存在,老百姓觉得说不错。譬如说今天的大陆,“打的”师傅(出租车司机)他们一定会给你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但是大体上他们会觉得中国明天会更好、明年会比今年好。今年受挫折,但是不要紧,忍得一时,我就可以得到风平浪静的好处。他们基本上对国家前途是抱着非常正面的态度去看待的,而且凝聚力、爱国心很强。

“一带一路”现在变成是美国的眼中钉,因为一带一路就是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世界岛”(Heartland),你用海权来封锁,我用陆权的开拓来对抗。而且我不是以邻为壑,我是跟大家共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带一路可能有一些政策设计上的不周全地方,譬如说基建的投资太多,它的回报会有问题。

大陆一定要和平统一的,没有人不希望和平统一,但是要防止树欲静而风不止。你这棵树不想要摆,但风在吹,你想要和统,但是美国一直软土深掘,台湾又跟美国呼应。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有一天让中国忍无可忍,爆发冲突,那也是不能排除的。

多维:放到历史脉络去看,当年五四运动是中国人为了解决地主、官僚,还有外国势力这几座大山的压迫,发起救亡图存,六四面对的也是当时贪污腐败、官倒的问题。占中青年看到的是香港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台湾太阳花看似是反中,但是它其实也是一种年轻人焦虑的反映。太阳花运动五年了,这五年之后,您认为太阳花运动留给台湾什么?

做好分配:发展的必要课题

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虽以“反中”作为表现形式,但其本质反映的是台湾社会贫富分化与分配不均的经济问题(图源:中央社)

张麟徵:太阳花运动是因为两岸关系吵起来,后来变成时代力量的那一群人,基本上是反中、不要签《服贸协议》。运动的背后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在推动,所以太阳花事件之后,我们看到就是两个大收割者,一个是民进党,一个就是后来组党成功的时代力量,在后来的选举里头,他们都大获全胜。

从台湾的太阳花到香港的占中事件、雨伞运动,当然也跟整个国际局势全球化之后的贫富差距拉大有关系,但是全球化已经是跨出去了那一步,收不回来。地球既然已经变平了,它就是平的了,很难再卷起来。所以要想办法解决的是全球化造成的这种贫富差距,怎么样把它缩短?你只能够说趋势在那里,你跟着这个趋势走,怎么样在生产的同时考量分配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一定是要同时去想,同时去解决。

多维:一个总结式的问题,从“五四”、“六四”到太阳花,其实有一条轴线,很多人是用自由主义的角度去看这些历史事件。比如说看待“六四”,港台就会很自然地简化成追求自由民主;太阳花运动也是如此,其实它反映的是台湾社会的矛盾跟社会的不公,可是在五年之后,也很容易把它简化成一场要打倒国民党统治、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运动。自由主义在台湾,尤其在党外时期,它是可以发挥对抗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但是解严之后面对世界上这么多的巨变,特别是两岸关系的发展,您认为自由主义这样的思想认识,接下来还是可以继续引路、看待历史、看待现实?还是它也开始在这个时代出现了局限性?

张麟徵:我觉得自由主义基本上本身已经变质了。西方的媒体像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法国《世界报》(Le Monde)等等,大概可以看其中一个就够了,因为他们基本的论述都是一样的。所以现在青年学生所有的资讯都是来自于报纸和媒体,可是现在报纸媒体跟电视台都是被意识形态所“管制”的。

自由主义这种东西,就是像当年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讲的一样,“自由、自由,多少罪名假汝名而行?”都自称是自由主义,可是自由主义包裹的是自己的罪行,早在罗兰夫人时代她就讲,今天还是这样,自由主义还是会被滥用,被拿去当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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