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以“伤经济损就业的政治干预” 抹黑最低工资调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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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低工资已确定于2020年元旦起向上调涨,法定最低月薪将调涨新台币700元至2万3,800元(1元新台币约合0.03美元),最低时薪调涨8元至158元,据台湾劳动部预估月薪调涨约有183.26万名劳工受惠(本劳136.71万、外籍移工46.55万),而时薪部分预估约有48.33万本地劳工受惠。

此次最低工资的调整是蔡英文执政期间第四度给劳工“加薪”,且月薪调幅约3.03%,相较前3次年平均约4.86%的涨幅,是蔡英文上台来最低调幅。尽管加薪的水准能否反映经济成长,以及满足劳工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所需仍是个问题,但打破此前历任总统建立的惯例,如此连番调涨最低薪资,已让主张今年应冻涨的资方代表反弹,认为政府“独断独行”,直言“凭什么?”

图为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台湾劳工的集会现场。台湾法定的最低工资虽有调整,但些微的调幅,并不足以满足基层劳工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也显示台湾经济成长的果实仍未合理的分配在劳动报酬上。(多维新闻网)

事实上,每当最低工资要调涨之际,工商团体和反对最低工资调涨者,基本上的思维都负面看待最低工资的调涨,更极端者甚至会主张社会更应“废除最低工资制度”。其主要认为,政府调控工资是有违市场“自由议价机制”,将会对市场经济造成各种负面影响,包括随着人事成本上涨,中小企业会营运困难、劳动力需求减少,社会失业率会上升,也会直接反映在物价上涨等问题,也会“劝导”政府对劳工“别爱之而害之”。

台湾最低工资制定的过程虽尚未法制化,蔡英文竞选时倡议的《最低工资法》仍躺在台湾立法院中,但即便立法通过后,最低工资是否调涨的决定权,终究还是掌握在执政者的手上,因为在劳资双方,一方希望向上调整,一方则希望能冻涨就冻涨的情况下,原则上是很难以在调涨幅度上有所谓的共识,因此官方的意向才是调整与否的关键。

而且诚如有“所得与财富历史研究教父”之称的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就言明,最低工资要能发挥实效的前提是其“水准必须高于雇主自订的水准”,这也是政府必须做出抉择,而不能任“劳资自由议价”的缘故,因为在权利不对等的情况下,工资市场往往只能是“雇主说得算”。

由“政治决定”工资,虽然不符合由“市场决定一切”的原教旨经济学主张,但这样的论调仍然获得不少经济学者的支持。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力倡提高最低工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克鲁格曼认为工资并非完全由所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控制。工资的调整更多是取决于政治、社会力量选择的结果,例如工会力量和社会压力的强弱,同时他也以美国部分州的最低工资调整高于联邦标准的实例指出,最低工资的调涨,并没有严重造成就业市场的负面影响,克鲁格曼认为由“政治决定”最低工资并有什么问题。

相似的观点,也出自另一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史蒂格列兹(Joseph Stiglitz),其明白指出要消解美国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就得重构美国的经济规则,让政策投资于经济,投资于工人,具体的做法之一就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史蒂格列兹认为在总体需求不足的状况下,提高基层收入很可能会刺激经济发展,最低工资的提高可有效地减少贫困,帮助那些靠最低工资度日的弱势群体。

以台湾最低工资历次的调整水准来看,反对调涨者往往以“会严重冲击就业市场”作为冻涨理据,但假如以台湾这般温和的调幅,都会造成企业经营出问题从而影响聘雇的话,显现的恐怕是台湾产业或企业型态体质虚弱而需转型的问题。

此外,把物价上涨直接归因最低工资的提高,这可能也高度简化两者因果关系。因为物价的调整,关系到资本设备的成本、原物料、房租等因素。而当物价变化,工资水准无法跟上时,对于个别劳工的生活处境及总体经济内需不能被满足的后果,恐怕更是伤害。

在全球经济都陷入低增长困境,以及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之际,以工资成长来带动消费、提高劳工生产力和缩减贫富差距的做法更显得重要。国际劳工组织(ILO)以“工资和收入不平等”为主题的《2014/15年全球工资报告》就认为,以工资成长为动力的经济成长策略,对工资增长落后于经济成长率的经济体而言更加可取,而最低工资作为政策工具,其对缩小收入不平等和推动低收入劳动者工资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要真正改善台湾的低工资困境,绝不是只靠提高最低工资这帖药就能奏效,但它却是不可或缺的一帖药方。因为它是政府得以积极调控工资市场,以保障民众最低生活所需的政策工具,而这可能也是边际劳工唯一能获加薪的机会。

检视蔡英文执政期间历次的最低工资调幅分别约为5%、4.72%、5%、3.03%,四年平均约4.43%,相较于OECD经济体(2016年至2018年)最低工资每年平均约为5.16%的涨幅来看,台湾的最低工资确实是还有向上提升的空间。

整体而言,执政者如果能有计画的,每年合宜的调高最低工资,此种“政治抉择”并无不妥,且以台湾的经济实力,从人均GDP的表现来看,绝非“没本钱”能给予基层劳工及其家人能在工资上“保底”,获得最基本的体面生活。而最低工资若能有效提升以反映经济成长的公平分配,更是个重要的政治性宣示,其指标性意义能反映执政者是否有决心,让台湾摆脱以低工资为经济成长动力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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