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怪象 囤油囤粮都要罚囤房的房产大户却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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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油囤粮都要严厉予以刑责处分,台湾却鼓励囤房这怪现象”,台湾房地产学者张金鹗日前在台湾立委黄国昌所举办的“囤房税”修法公听会中,点出了台湾房屋持有税偏低的问题,并呼吁台湾中央政府负起责任,针对持有四户以上的“囤房”屋主制定累进的差别税率,并认为这是解决台湾房市“高房价、高空屋率及高自有率”等“三高症”的良方解药。

柯文哲日前在谈论台北市居住政策时,也坦言“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其认同“囤房税”修法,也再度建议中央应依据民众房屋持有的户数多寡来调整税率,否则囤房的问题永远无法解决。

日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表示支持囤房税改革,呼吁台湾中央政府能负责制定标准,加重房产大户的税负,解决囤房炒作问题。(谭英瑛/多维新闻)

事实上,台湾不动产税制上并非没有所谓的“囤房税”规范。 2014年在高房价已成为民怨之首的社会气氛下,台湾立法院通过加重“非自住房屋”税率立法,让名下拥有四户以上房产者,从原本的1.2%至2%的税率调整为1.5%至3.6%,希望藉由加重多屋族的持有成本,来减少民间囤房炒作的诱因。

问题就出自于当时的“囤房税”方案,考量“社会压力”,并未让台湾财政部统一订定税率标准,按照房屋持有数来增加、调整差别税率,而是把权责交由21个地方政府各自去决定是否根据房子持有的多寡来调整税率高低。

尽管多屋族多缴点税可说是合情合理,也是符合租税的公平性原则,但因为不少地方民意代表本身可能就是房产持有者的大户,地产商又是选举时重要的金主、桩脚,因此在金权政治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下,多数民意代表自然不会拿石头砸自己脚或自绝财源厚碌。

所以即便有少数地方政府在抑制炒房、增进地方财源的考量下,实行了“囤房税”,针对房产大户制定累进的差别税率,但改革最终仍是难敌多屋族和地产商的游说与反弹,使地方政府在实行囤房税后被迫下修或改以最低税率计算,由此也可见改革阻力有多大,以及地产商对于地方议会的超高度政治影响力。

例如2017年7月,台北市议会就在地产商的压力下,调降了建商自2014年起盖好却未售出的房屋持有税率至最低税率。 2018年10月新北市议会也决定调降4户以上房产者的最高税率,从2.4%调降至1.5%。

而当前全台仅有台北市、宜兰县、连江县等三个地方政府,针对持有4户以上房产的多屋族给予“差别待遇”税率,其他多数地方政府,不论屋主持有的非自住房屋有多少,多采取单一税制,以最低税率1.5%征收。

至于“囤房”的标准是否合理,事实上也有讨论的空间。因为现阶段“自住房屋”的标准为三户,第四户以上才会按照“非自住房屋”的税率课征,受到1.5%至3.6%的税率规范。俗称“狡兔有三窟”,但一个人是否需要有三间房子才能满足自用的居住需求,却是有待商榷。

也是因为台湾房屋持有成本偏低,才形成台湾中央研究院税赋改革报告所言的“有钱人拼命置产,而无壳蜗牛无力购屋的讽刺景象”,而有钱人囤房置产,宁可空着待高价而沽也不愿出租或降价售出的现象,也导致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以及租屋市场的难以健全。

对于民间以及在野党立委提案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囤房税标准,加重多屋族税负的改革呼声,台湾有房地产业者认为,若改革通过会让“台湾死掉”。但事实是,当房地产持有成本过低,房地产不再是给人住,而只是沦为富人投资、炒作标的时,“死掉的”恐怕是台湾经济的活力,以及普罗大众对于安居及未来的展望。面对囤房税的改革呼声,执政党能否拿着对策来推动改革,就考验其对于民众安居问题的态度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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