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被选举劫持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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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台湾,注定是纷纷扰扰的一年,台湾人都心知肚明,因为选举又要到了。再往前回想,2017年的台湾有比较平静吗?好似也没有。再往前呢?也没有。原因无他,正是每两年选一届的大小选举,如影随形地常伴台湾人的日常左右。这是台湾人引以为傲的民主,却也是尾大不掉的负担。

选票不是赎罪券

郭台铭的弃选,宣告2020年台湾大选重新回到蓝绿两大党对决的局面。(AFP)

选举动员本是常态,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透过选票竞争、筛洗政治菁英以领导国家,但这是十分理想的结果。先贤们设计民主制度,并引入选举作为工具,就是为了能导入民意对抗专制,并让民意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得到伸张。在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中,民主也确实体现了它的制度魅力,并因此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成为人类社会政治进步的象征。对台湾来说过程不外如此。但近年以来,随着选举坐大,骑劫了制度本身,不独是台湾,整个西方都在反思,也令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只能时而以民主发展阶段还没到,好自我慰藉、安抚这民主带来的“不治”之症。

政治的重点,在于“治”,但当西方民主政体近年来纷纷宣告“不治”,这问题显然很大。

以台湾为例,2020大选又重回到蓝绿对决的老调,不论是民进党主打的“反中”、“护主权”,还是国民党众振呼的“保卫中华民国”,满满的“亡国感”莫名成为台湾蓝绿政党眼下唯一的胜选解方。或者“饥饿营销”。

然而,谁都知道选举只会是手段,用以实践的目的是民主,但民主的目的又曾几何时沦作台湾蓝绿政党争相表述的“不亡国”,而忽略了这个制度设计原本着眼于“治理”的本质?确实,台湾的民主化运动曾经耀眼,其和平转型甚至可称为亚洲典范,但台湾的民主及其制度发展到头,表面上有多党竞争、有规律选举、由当选人执政,再再符合“教科书上”民主选举的基本条件,既然如此模范,政治上的紊乱又打从哪来?此前选举新闻一天三变得让人想到天边都猜不着的各种戏剧性变化,又是如何发生?

或许还是会有些人主张:“至少还有选举吧!”。确实如此,相对于威权专制,至少我们还有选举。但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思考,当民主作为一种以“治理”为初衷的制度设计,一种美好的政治理想,如果沦落到只剩下聊以自慰的“选举”,尤其是被政客们这样一天三个花样的操弄,翻过来覆过去玩弄于掌股之上,我们是不是也会在心头顿生怒意?最起码也会发出一声叹息?但这些把选票当作赎罪券,自认投了票罪过就可以获得赦免的人可曾想过,当选举无法服务于民主、贡献于善治,握在台湾人手中的那张选票只会是张被政党私欲劫持的肉票,已被选举劫持N次的台湾人,如今还不累吗?

当民主含着泪

当然,民主不是只有选举,庞大且相应的制度建立,除了能降低交易成本外,也无非是为了能够约束个人、约束政客的不当欲望,限制私欲的野蛮生长。但制度既然为人所创造,自然也能崩坏于人,游戏规则与玩家之间,从来存在规则限制人,同时人又处心积虑玩弄规则的循环。

套用在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最后一刻弃选、临去秋波的一段心境,正好成为写照。郭台铭幕僚、永龄基金会执行长刘宥彤9月17日在广播节目受访指出,郭台铭原本期待,台湾总统选举是选择未来发展方向,但过程当中看到更多的是选举技巧的应用,或是为了选举衍生的种种诬蔑,而非谈论如何福国利民或是对外经济合作,甚至这当中又有很多事情与政治人物保有自己权位的私心有关,这都给了郭台铭很多心境上的体悟。

不管这是否真为这位大老板的心声,他的话犹然在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一种政治理想,却一再被选举劫持其价值,被政客操弄于掌股之上,成为真人秀宫斗剧是不争事实。当郭台铭的退选已成定局的同时,吃瓜的民众实该为他感到一丝丝小确幸,正因为退选,郭台铭也因此解放了自己在所谓强调选举技巧应用与计算政治中的人质角色。

但作为被选举劫持的人质的又何止他一人?有着多党竞争、定期选举等民主选举条件的台湾人,为何每到选举前夕,总会有一群人得成为“含泪投票”的选民?不禁让人要问:含泪的民主还是当初那些为台湾民主进行梦想设计的初衷吗?

韩国瑜近来言行失分频频,民调回落,一度兴起是否重演当年“换柱2.0”的流言。(中央社)

这自然是政客放肆、选民放水的恶性循环。据佛洛伊德理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当受害者相信加害者的想法时,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再受到威胁。很残酷的来说,台湾人不仅仅是作为民主权利之下的选民,同时也是一群患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选民。这导致了台湾人受制于个人意识形态偏好被政党牢牢绑票的同时,能无视政党与政治人物是如何伤害制度本身的纯洁性、如何在制度之中、甚至擅改制度以谋窜一党或一人之私的劣行。

此前民进党与国民党举办党内总统初选,即是制度双双禁不起人为考验的“惨案”。从民进党开始,为因应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突然参选”,民进党中央折腾了半天,硬是在初选规则公告之后,搞出了“手机电话民调”的新令是其一;尔后举办党内总统初选的国民党也不遑多让,相继出现了“被动联署”、“征召领表”等新颖的规则,让人眼花撩乱又不知所以。此外,无视制度神圣最让人“拍案惊奇”的风波,莫过于2015年底的“换柱”事件,洪秀柱原为国民党初选中唯一登记参选的候选人,并以高民调顺利通过初选,最后却遭废止提名资格,改征召朱立伦,造成政治争议,也重伤了国民党的形象与声势。类似的耳语也没在今年错过,此前绘声绘影传出要国民党换下韩国瑜的声音不灭,亦是另一起视制度神圣于无物的例子。

政治气候多变化 感冒的是老百姓

面对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民主丑闻”,台湾人难道要继续阿Q精神、以政客天生就放肆作解释吗?实际上,没有选民的纵容,何来政客做大做满的放肆?对照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会的临床经验,多会经历四大历程: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害怕:笼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谅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帮助: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

用上述这些特点一一检视台湾选民与政党关系,恰巧的吻合令人惊恐。当台湾此次大选再次回归蓝绿对决,两大阵营不求民主、反诉诸“亡国感”,不正是期望满足支持者恐惧与害怕的两大阶段,最后,再促使选民相信为了要胜选,不让“亡国”的恐惧实践,就算两大政党的政治行为有多么地言不由衷,被劫持的选民却多选择体谅政治人物系有不得已的苦衷,进而同情、原谅、协助,甚至还赞声一把。

这样的模拟并非要指责选民是破坏民主质量的凶手,只是当台式民主因选举工具而质变、制度受政党利益摆布而扭曲,选民徒呼负负的同时,是时候须要体认到,唯有解放自己不成为政党政治的人质、摆脱斯德哥尔摩选民的身份,成为民主意义下的选民,台湾的民主才有清亮的可能,社会也才不会再应周期性的选举而陷入纷扰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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