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选举观察:当“中共代理人”充斥台湾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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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台湾,并未从2018年九合一选举的热潮中脱身,緊接着2020年大選在即,反而有更进一步往政治极端化发展的迹象。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统独意识形态为圭臬的“标签政治”大行其道,当中一面大旗正是“中共代理人”。

台湾政坛政正充斥着一股以“中共代理人”作为政治竞争打击对手的工具的风气,可是究竟什么是中共代理人、如何立法?目前民进党都没有解释清楚。(VCG)

“选举”一词,在中文语境下,指的是“选贤举能”,也就是让贤能的人替民众打理公共事务。秉着这份初衷,对政策与民众福祉的讨论,本该成为选举活动的主轴,可是在台湾恶质的选举文化以及用统独作为意识形态光谱的结构下,“选举”的本质遭到恶意扭曲,重新对于民主政治提出反省或追问的作品,无论在学术界或一般书市都是热门议题。

2020年的选举,“亡国感”充斥台湾。蓝营认为这是“中华民国生死存亡之战”,绿营则认为这是守护“自由民主”的最后一道防线,双方都指责别人会“亡了自己的国”:蓝营说绿营“用台独消灭中华民国”;绿营则说台湾内部有不少“中共代理人”要颠覆自由民主。

对蓝营的指控,绿营倒也不急着驳斥,毕竟蔡英文说得很清楚,这叫做“中华民国台湾”,她更在乎的,不是“过去的中华民国”,而是“中华民国台湾的现在与未来”。但是,绿营抛出“中共代理人”议题操作“亡国感”,影响层面却远远不是只有名词的增删而已,于政治界、民间掀起极大波澜。

蔡英文7月5日在脸书(Facebook)宣示,“未来,立法院下一个会期,还会继续努力,完成‘中共代理人’的修法,严格规范人民、法人、团体或机构为中共进行危害国安的政治宣传、发表声明,参加中共所举办的会议”。此文一出,激起台湾各界纷纷讨论,到底什么叫“中共代理人”?如何定义?如何认定及裁罚?但是当什么叫做“中共代理人”都还没经过详细论辩前,台湾政坛已被这个词汇砍到腥风血雨,台商更是对政府相当不能放心。

中共文革时期,批斗常见的手法就是给人戴高帽子。图为1966年8月2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数十万红卫兵的围观下被戴上“高帽子”、抹“鬼脸”。(Getty)

尽管“中共代理人”法案因为台商剧烈反弹、痛批这是“绿色恐怖”,而民进党终于语气放软,更表明不会是当前会期优先法案,可是这个“代理人”词汇,毕竟太沉重,始终是一个政坛要角都不想戴的帽子。就像是大陆文革、反右期间,谁也不想被戴上写有各种“黑五类”标签的帽子一样。

无奈的是,萦绕在选战话语当中的,恰是“中共代理人”标签。这到底这指的是什么?至今仍未有共识的定义,但已有媒体频带风向,刊文指国民党反对中共代理人法是“作贼心虚”,更开始有绿营立委候选人以此作为标签,贴在对手身上,如9月24日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赖品妤指责选区对手国民党籍李永萍是“中国代理人”;9月25日,已退出时代力量且力挺蔡英文连任的立委林昶佐则高喊,国民党若不参加支持香港反修例示威的游行,就是中共代理人。

这些指控,仿佛是一副带着道德优越感的“政治血滴子”,念声咒语就能前去套住绿营政治上的对手。可是,明明现在没有任何法规清楚规定何谓“中共代理人”,何以骤然化为弥漫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大帽子?况且台湾政治人物常有换党行为(李永萍即是由绿转蓝),难道今天在国民党就是中共代理人、明天在民进党就不是了吗?总不会那么多人都人格分裂吧?

在竞争者身上戴上这顶帽子,一方面是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却也让意识形态遮盖了选举应该为民谋福利的本质,台湾社会问题那么多、政策检视的空间,都因此而消失了。最明显的是,任何认为台湾现在与美国太亲近、应该改善和大陆过于恶劣的关系而做到“避险”的人,都可能被贴上“亲中”、乃至于“中共代理人”的标签。当内容不明不白的“中国/中共代理人”充斥台湾政坛、持续发挥作用,民主选举的初衷也就被践踏,台湾引以为豪的“华人民主灯塔”,将会随着恶质选举而黯淡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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