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箱台湾研究党史手稿 《中国共产革命运动史》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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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19)年为中共建政70周年,两年后(2021年)中共也将迎来百年党庆,面对这个即将建党百年的世界第一大政党,回首100年以来的中国共产革命运动史,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图书馆于当地时间10月7日上午举行《中国共产革命运动史》新书发表会,望能以古鉴今,别具现实意义。

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图书馆于当地时间10月7日上午举行《中国共产革命运动史》新书发表会。左起依序为政大中文系教授兼出版社总编陈逢源、台考试院委员周玉山、政大台文所讲座教授陈芳明、政大中文系名誉教授尉天骢、台湾“中研院”院士张广达、政大人文中心主任刘维开、政大历史系教授刘季伦、政大东亚所所长王信贤。(許陳品/多维新闻)

由政大中文系名誉教授尉天骢引荐,获郑学稼女公子郑庆子同意,政大图书馆与政大出版社合作出版已故政大东亚所教授郑学稼的遗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全书篇幅达450万字,书稿内容以作者长年收集之国共史料、记述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衰,后至转生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介绍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思潮演变,分析与论述了中共崛起的历史条件,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此书之第一卷(中共的降生)及第二卷(由上海到武汉)上曾于1970年由中华杂志社以《中共兴亡史》为名出版4冊,成为1970年代迄今研究两岸政治、国共党史的经典著作。然受时空环境、政治因素等条件的限制,当年并未将手稿全部出版成册。今政大图书馆与政大出版社合作,结合已出版的《中共兴亡史》4册,与未出版的手稿11册,共计15册,并依照郑学稼的遗愿,将书名还原为原定书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

政大图书馆馆长陈志铭表示,非常感谢政大的各位师长一同促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问世。图书馆也在努力征集各种史料,成为学术研究、教学的“后勤单位”。他也非常感谢尉天骢、刘季伦老师,以及台湾考试院委员周玉山在编纂、校对工作上所耗费的心力与协助,同时特别感谢郑学稼女公子郑庆子愿意提供郑学稼的遗着给政大出版。相信本书问世之后,将会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起到相当好的作用。2018年,政大图书馆还与国民党党史馆签署史料托管协议,并投入到史料数字化的工作上,期望将政大打造成世界级的中国近现代史重要研究基地。

政大出版社总编辑陈逢源回忆自己研究生时代修习尉天骢的课时,尉曾将郑学稼归类在“渡台第一代学人”中,发扬许多思想与研究成果。如今出版社得以出版郑学稼的重要代表著作,个人也非常欣喜与感动。过去在政大中文系系庆六十周年(2017年)时,他曾思考中文系于现代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于是开始盘点过往曾在政大执教的师长,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师长们所留下的信息或文献相当有限,收集不易。所幸本次成书有尉天骢老师的指引、图书馆后续做了文献材料的整理,加上历史系鼎力相助,出版社才能见证此事的完成。他认为,成书也揭示了第一手且海峡两岸在史料搜集上得以往下思考的内容,亦重新见证政大在民国史研究领域有最大的话语权,由政大出版民国史料,也证明政大在学术圈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过去总认为新儒家学者唐君毅写的《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其中“花果飘零”指的是新儒家,实际上应该指所有第一代渡台的学人,他们也对台湾思想界带来许多宝贵的材料与思考方向,启发更多学子与学人。

台湾“中研院”院士、政大历史系讲座教授张广达。(許陳品/多维新闻)

台湾“中研院”院士、政大历史系讲座教授张广达分享自己曾亲身见证国共内战的经历。张广达生于1931年的河北青县(今河北省沧州市青县),初中毕业时正好对日抗战胜利,国民党接收华北、美国也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为抢占战略要地,国共开始在北京西郊妙峰山军事冲突,与自己在南开中学的高中三年生活息息相关。而蒋介石重要文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当时在北平担任中共平津南方局的地下党负责人、北平学委书记,与自己家就同住一个大院里。他认为,中共的成功(国民党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地下情报人员的工作,包括国军高级将领胡宗南身边工作人员都遭到中共渗透。张广达强调,新书出版的最大启示,就是要以多角度去看待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历史。

政大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东亚所所长王信贤。(許陳品/多维新闻)

政大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东亚所所长王信贤谈及郑学稼对政大、对东亚所的贡献。1967年2月,蒋介石请“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吴俊才至总统府,谈到当时随蒋赴台且熟悉马列主义、中共熟悉的老一辈学者专家逐渐凋零,必须要培养新血,而且要成立一所“对匪理论斗争”的研究所,故于1968年成立了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政大东亚所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中共党史,由着有《中共史论》的郭华伦先生开授;二是马列主义专题研究,乃是郑学稼先生授课。而郑老师在东亚所曾经开过三门课:社会主义运动史、马列主义专题研究、第三国际史,他也是当时台湾少数能区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同时也培养出一批对中国大陆非常熟悉的台湾学者。郑学稼原本所学的专业是畜牧与兽医,在下乡调研时看到农民们的生活艰难困苦,于是决定转做社会科学研究,才更能拯救当时贫弱的中国。王信贤强调,这代表了知识份子经世济民的精神,也才有了后来投身教育,为国家培养众多优秀人才。

尉天骢认为这部15册的《中国共产革命运动史》成书相当有意义,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上难以忽视的潮流,无论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它都依然存在,也是涉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他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史过去受到太多政治力的操弄,期望能超越政治与党派,还历史一个公道。

担任本书校编工作的政大历史系教授刘季伦表示,这部书由政大出版是非常好的事,也只有政大有资格来出版。刘季伦引用了郑学稼在自己80岁生日时说的一段话:“为什么人世间、特别是近代中国有这么多的不幸?要解决人世间、特别是近代中国的病况,我们要寻求怎样的道理?”这也正是郑投身共党问题研究的初衷。

此外,刘季伦也介绍到当年出版《中共兴亡史》时的困难。起先郑学稼将此书命名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但为了避免因为书名使出版困难,故改为《中共兴亡史》,却遭到批评:“中共还存在,何能用‘兴亡史’?”郑学稼认为,中共死于“八七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而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路上于贵州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是毛共的诞生。由于当时台湾尚有图书审查制度,郑学稼被告知手稿中“启蒙运动”章末一段要删去,只因会被人们议论此书捧陈独秀太多,所以应删去“启蒙运动”。郑认为,“写中共的降生怎能不说陈!‘启蒙运动’有何问题?……此书由我自己出版好了,款亦由我付”,最后在郑学稼的坚持下,书稿才未遭到大幅改动的命运。

台湾政大人文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刘维开。(許陳品/多维新闻)

政大人文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刘维开回忆自己于1978年入读政大历史研究所时,所上有两门必修课:一是“中国国民党党史”(任卓宣开授);二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课必备用书是郭华伦所著的《中共史论》、郑学稼的《中共兴亡史》(中华杂志社版),以及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仅有地下出版品,复印版)。郭的《中共史论》里有很多自己担任中共干部的自述(化名陈然),王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主要着重在资料上的累积,郑的《中共兴亡史》相当于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陈述。到了1978年《中共兴亡史》再版重印,刘维开分析,这是由于蒋介石于1975年逝世,此后台湾政治气氛逐渐宽松,同时,由台湾“中研院”张玉法院士所撰的《中国现代史》由台湾东华书局出版(上册最后一章同样是启蒙运动);已故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则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在张、郭二人著作陆续问世后,也正是《中共兴亡史》再版的最大动机。

刘维开指出,若照原先郑学稼的手稿规划,《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预计出版三卷:《中共的降生》、《由上海到武汉》、《从瑞金到延安》,而15册的截止时间在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西路军)覆败为止,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也被终结;同时,以陈独秀等知识份子为主的中共宣告结束,从此转变为以毛泽东为主轴的 “毛泽东党”。如今回溯这些旧史料,其实就是中共历史的陈述与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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