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代理人法”付委看民进党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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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以往,台湾立法院民进党团以过半席次优势“辗压”持反对立场的国民党及民进党籍立委,于当时地时10月29日在立法院院会表决通过,将高度争议、令许多台商心生疑惧的多个版本“中共代理人”法案交付委员会审查,朝蔡英文所谓“完成民主防护网的最后一块拼图”方向前进。不过,“中共代理人法”要在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完成立法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此时“强渡关山”,却可见到民进党的“恐惧”。

蔡英文说“中共代理人”修法是“民主防护网”最后一块拼图。(中央社)

民进党团此时将十几个“中共代理人”专法、修法法案交付委员会审查,表面上要强化的是“对抗北京”的力道,中层原因是选情考虑,最深层的原因其实是“恐惧”。

“恐惧”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对“中共渗透”的“恐惧”

目前交付审查的十多个“中共代理人法”相关法案,可以概分为“订专法”与“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两种类型,“订专法”者多取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澳洲《外国透明化法案》立法例,主张对于代表“外国人权益”在台从事宣传、游说相关团体,应事先登记、揭露背后利益相关人身分,以使公及被游说机关、个人得以判断其目的,简言之,强调的是“透明化”,且适用于“所有外国人”;“修法派”则只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新增法条或另设新章,仍采用先前“国安五法”的旧路,旨在为两岸交流增加阻碍。

民进党团已多次言明不支持“修专法”,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更说得明白,让“中共代理人”申请合法、管道透明化,等于接受“中共代理人”在台湾“合法纳管”,无异“引狼入室”

换言之,民进党支持“修法”,一是杜绝中共有任何机会透过“代理人”,用合于台湾法令登台实现“两岸制度之争”,再者,也可避免将中国大陆视为“外国”,自陷“一中一台”争议。这是其恐惧之一。

“恐惧”之二来自混沌的选情,台商及深绿团体都可能成为左右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关键少数”

众所皆知,因为台商的疑惧,民进党团才未在9月开议时将“中共代理人”修法列为台湾立法院本会期的“优先法案”,主要着眼于若炒作过头激怒为数至少40万人在陆工作台商、台干,反而是帮韩国瑜在投票时多了为数众多的铁票部队,而且当时韩国瑜与郭台铭的斗争仍在上演,蔡英文的民调札札实实的领先韩国瑜,也让民进党有“缓议”空间。

然而,台商对“中共代理人法”修法疑惧仍在,何以民进党干冒激怒台商,为韩国瑜增加铁票的风险,也要让修法草案交付委员会审查?可能原因就是在于韩国瑜请假“出征”后,声势渐有拉抬,为避免“翻转高雄”旧事重演,有必要藉由付委的动作与深绿基本盘交心,就算可能是“双面刃”,也要先把“武器”拿在手上,以免选情最终有所变化时,反而猝不及防,无法应变。

“恐惧”之三则来自对于2020年绿营立委选举结果的悲观。民进党人自己都清楚,2016年台湾立委选举获得过半席次的大胜是因为2014年“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的气氛仍在,而且依据“国民党没钱就不会选举”的旧有思考,只要断了国民党的财库、银根,基本上就可确保民进党的“永续执政”,这也说明了何以民进党在蔡英文上任之后,以过半席次优先通过的就是有“违宪之虞”的《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及《促进转型正义处理条例》。

不过,民进党毕竟还是迎来了2018年九合一选举的意外大败,而且“讨厌民进党”的氛围其实并没有消散,民进党自己都明白蔡英文喊出“立院过半”目标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在九合一败选后,充分利用“习五点”及“香港情势”等外部因素及立院席次优势,在几个月内一口气通过“国安五法”,在两岸之间筑起法律高墙,建立被中共称之为“修法台独”的新型态“台独”。

民进党团此时将“中共代理人法”各版本付委,其实也充满了“此时不修,可能就没机会修了”的“恐惧”。

“中共代理人法”付委审查已成定局,但就台湾立法院的朝野攻防实务及“届期不连续”的议事惯例,要完成立法三读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民进党团自然再清楚不过。然而,藉由“付委”的动作,除了可以再次宣示“对抗北京”的立场,又可以将之视为“战术武器”,视选情弹性运用,将“立院过半”优势用好、用满,并因为国民党、亲民党的抵制,顺势将“中共同路人”的标签贴好、贴满供民进党选战所用,一举数得。

柯文哲说得没错,“民进党治国不怎么样,但选举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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