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美丽岛事件40周年 邀韩、港人士来台分享民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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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1979年发生“美丽岛事件”,被视为台湾民主化运动的分水岭,今(2019)年是美丽岛事件40周年,台湾文化部所属国家人权博物馆于12月5日举办“美丽岛40周年暨东亚民主化比较国际研讨会”,邀请韩国、香港人士来台分享民主经验。

曾被求处唯一死刑如今大不同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社核心成员号召群众在高雄发动游行抗议,诉求民主、自由、终结党禁与报禁等等,最终酿成大规模的警民冲突,人数最多时约10万人,一度欲冲击警察局,但在镇暴警察以催淚弹镇压下,于半夜过后群众逐渐散去。

事件过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大规模的搜索与逮捕,逾150人遭逮捕,其中8人被提上军法审判,但在国际压力下公开审判经过与被告陈辞,是为“美丽岛大审判”,8被告均以有罪判以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不等。事件过后,入狱者家属与辩护律师中出现大规模的从政潮,是为“美丽岛世代”。

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到研讨会中致词表示,自己是美丽岛事件的当事人,当年29岁时在军事法庭被以惩治叛乱条例的“二条一”起诉,一度求处唯一死刑,但40年后台湾已经有很多的不同,回想起来虽然很辛苦,但也很感谢能参与到那个转变的时代,为台湾付出努力,其实也是一段浪漫的时代。

陈菊特别感谢国际特赦组织德国分会的克劳斯华尔特(Klaus Walter)、日本的渡田正宏、台湾长老教会的高俊明牧师,也提到在那个风声鹤唳的时代,有人站出来保护施明德先生,让他一时不被逮捕,显示人性的善良以及对人类基本权益的爱与保护。

陈菊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责任,美丽岛世代已经渐渐的凋零,必须由年轻的世代付出更多的机警和守望。(台湾文化部提供)

民主化有多种面相

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吴乃德在讲座中表示,美丽岛事件之后过了10年,国民党政府陆续解严、开放报禁、党禁等,是因为陆续发生林义雄灭门血案、派黑道杀手到美国刺杀作家江南案,引致台湾社会与美国政府的不满;内政上又连续发生矿灾累积死者200馀人以及十信银行的挤兑风暴,各种因素之下影响到国民党政权的统治稳定性,因此时任总统蒋经国对民主化运动让步,并非是单一因素造成的。

国史馆馆长陈仪深、东华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学系教授戴兴盛、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长玲、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员苏彦图,则从历史、经济、政治、宪政等各角度谈论民主化的进程与发展,例如以开发、保育、观光等不同名义,将原住民族的生活领域收归国有,禁止其进入,并且将原住民族集团移住他地,至今仍不断有原住民为此抗争请愿;尽管号称人民作主,但民主制度中究竟由谁拥有何种程度的权利,仍然是必须厘清的议题。

大韩民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朱镇五、韩国圣公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金东椿,也应邀来台从历史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分享韩国的民主化经验,朱镇五认为人民有义务记住与昭示民主化运动中发生的事件真相,时时谨记国家权力的傲慢,但也要以一种共鸣与怜悯的心态去理解当时人的选择,才能透过历史得到和解与治愈。

金东椿则提到,韩国人民看似对各种街头运动相当团结且热情,但实际上是因为没有街头政治以外的选项。金东椿解释,韩国长期是由“战争状态”来构建政府治理的逻辑,因此缺少政党轮替的日常政治,将所有批评一律打为“非国民”来镇压,在加上为求经济发展使得财团坐大的“财阀体系”,这些都是韩国当前政治结构上的限制。

香港的分水岭

香港人权律师暨人权监察副主席庄耀洸则为听众带来香港“反修例运动”自6月至今的浓缩讲解。庄耀洸提到,“反修例运动”并非只是因为反修例而凭空出现的,反修例仅仅是导火线而已;包括香港政府对2014年雨伞运动中“占中九子”的判罪成刑,2016年对本土派议员的“DQ”(裁定失去竞选议员资格),到2019年数次的百万人游行诉求“反修例”无果以及警民冲突,都导致香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度升高,跟著是对和平手段的失望,最后导致“勇武派”大量增加以及出现广范围的暴力抗争。

庄耀洸认为,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并非是运动的终止,因为半年的运动已经对香港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包括对衣服的颜色选择、对商店与餐厅背景的注意、对住宅与地铁安全的担忧等等,这些都很可能会进一步形塑和加强港人作为一个集体身分的认同,从而延续运动的火花。

台湾文化部国家人权博物馆将于世界人权日前夕的12月7日举办“2019世界人权日典礼”,并在美丽岛大审的发生地点第一法庭办理“台湾历史有一站~美丽岛”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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