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日军开城门的台湾人 辜显荣一生映照的历史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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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台湾彰化县鹿港镇的鹿港民俗文物馆,原为日据时期发迹的辜显荣(1866─1937年)家族旧宅“大和楼”,其于2019年12月7日举办“洋楼落成百年庆暨百黛风华.仕女时尚文化特展”。知名的台独大老、辜显荣之子辜宽敏出席表示,父亲扩建大和楼是为了向日本展示台湾人的魄力,“当时展现出的台湾人意识,和现在的台湾人意识都相同”。

辜宽敏还宣称辜显荣临终前交代,原本贫穷的自己有了可以流传后代的财产,因此得为台湾人做事、奉献社会。此前在11月时辜也曾向台媒《苹果日报》称,辜显荣曾说过自己之所以致富,“不是恁(你)老爸有才调(本事),是因为恁老爸有为台湾人做过一些事情,台湾人寄在我这里的钱。现在我要走了,恁将来有机会,这个钱要还台湾人”。

位处台湾彰化县的鹿港民俗文物馆,曾是辜显荣兴建的洋楼宅邸。(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然而只要稍微明白日据台湾历史的人,都知道辜显荣自1895年替登陆台湾的日军打开台北城门以后,始终是殖民者的“红顶商人”,其协助日本剿抚各地抗日义军、献策治理台湾人的方法、替日本资本开拓市场、为日本总督府要员竖立铜像,并在台湾总督府的笼络下取得各种经济特权和夺占良田,这才从没没无闻的小商人成为富甲一方的豪族。

辜显荣甚至还曾衔命以日本贵族院议员的身份,前往中国大陆向汪精卫、蒋介石等人宣传“中日亲善”,其参与的福大公司又在日军侵华时供给物资及协助招募慰安妇,“大和楼”的命名更是为了向日本致敬,且是在日本特许下才能兴建。

《马关条约》换约生效后,日军随即展开接收台湾的工作,但面对遍地抗日义军,日方颇感焦头烂额,但经辜显荣建议日本可延续清朝制度重设保良局和强化保甲制度,日本人立刻任命辜担任台北保良总局长兼鹿港保良分局长,利用其“以台制台”。而辜显荣也因随着日本皇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1847─1895年)率领的近卫师团南下征服反抗殖民统治的台民,被日本皇室颁授勋六等单光旭日奖章。

自1898年起,辜显荣还亲自招募壮丁团搜捕抗日份子,接着担任保甲总局局长,并得到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1852─1906年)提供500支枪、10万发子弹的襄助。此外,根据《辜显荣翁传》记载,辜还向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1857─1929年),介绍不少台湾风俗与制度,令后藤新平得以创设“旧惯调查会”研拟治理策略。

因此无论是武力镇压或怀柔统治,辜显荣都尽心尽力地替日本殖民者出谋划策,台湾总督府首任民政长官水野遵(1850─1900年),便称许其“始终尽力王事,颇具忠义!“可见辜显荣对日本在台殖民的重要性。

辜显荣(中)因积极协助殖民者镇压抗日运动而累积大量财富,并被日本视为台湾人该学习的模范。(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除了镇压抗日运动外,辜显荣也协助过日本的对外战事与渗透。比如日俄战争时,辜便被后藤新平指派率领船队巡弋台湾海峡,侦查有无俄舰经过,以及清除水雷,事后因此获颁勋五等双光旭章及从军记章。此外,辜显荣还不忘订制银杯前往日本,庆贺参与日俄战争凯旋归来的儿玉源太郎,银杯上书“全岛人民多其劳,赠此品而表敬意”。尔后台湾总督如有转任或履新,辜显荣也往往代表台湾人民前往迎迓或致赠纪念品。

辜显荣还捐款与向其他台湾仕绅劝募,出资兴建水野遵、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等人铜像。还有当前坐落于台北市的“国立”台湾博物馆,前身更是辜显荣等人捐资兴建的“儿玉前总督及后藤前民政长官记念博物馆”,大多数游客恐怕对此都不知情。

而当林献堂(1881─1956年)、蒋渭水(1888─1931年)等人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想争取台人自治时,辜显荣立刻拉拢亲日仕绅组织“公益会”反制,跟着殖民者鼓吹“日台融合”,并建议总督田健治郎(1855─1930年)应严加取缔,田健治郎还在日记里记述辜显荣对林献堂是多么气愤:“愤慨其轻举妄动,误青年学生之前途”。

接着当1923年总督府发动逮捕台湾议会设置份子的“治警事件”后,要求台湾人应以辜显荣为楷模,日本检察官三好一八还将辜比拟为“台湾的颜智(即印度的“圣雄”甘地,闽南话音近颜智)”,结果引来讥评“辜显荣比颜智,番署签比鱼刺,破尿壶比玉器”。除此之外,台湾人还在义贼廖添丁的故事里,杜撰廖添丁曾窃盗辜家财物接济贫民的情节。由此就可看出,台湾民间对于辜显荣的“奉献”究竟抱持何种评价。

不过对于日本来说,辜显荣的评价又是另一番“风景”。当辜显荣向后藤新平提议可以专卖制度筹措财源时,总督府遂陆续任命其为“全台官盐批发组合长”与鸦片总零售商,还有给予木材、樟脑、茶叶、制糖等事业的经营特权,令辜显荣摇身一变为大富商。而辜显荣也利用自己与殖民者的亲密关系,以开垦无主地为名义,夺占因水灾暂时抛荒的广大彰化沃土,原有的垦户因此得向辜家纳租。此外,辜显荣为了开辟盐田与蔗田,还曾强迫农民迁出。就这样,辜显荣日趋富裕。

日据时代的台湾盐田,由于食盐被日本总督府限定为专卖品,获得专卖特许权的辜显荣因而大发利市。(VCG)

讽刺的是,当辜显荣的事业威胁到日本资本家利益时,便会立刻遭下令退出,例如其经营的糖厂便先后被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与明治制糖株式会社兼并;辜显荣成立的大和兴业会社,也必须任用日本人为实际经营者。这也凸显殖民地的真实处境:即不可能拥有完全自主的民族资本与政治势力,一切都得仰赖殖民者鼻息。

对比中国大陆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横行,辜显荣甚至在1925年于报刊登文嘲讽,认为台湾“一片祥和之升平景象……如此幸福之民,全世界何处寻找?……台湾现在的经济,比前清时代增加数十百倍。其具体证据,即是台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事实上,当时一般民众活在艰困度日的苦况,但生活水平显着提高的,恐怕只有极少数的权贵阶级。

日本殖民当局也利用辜显荣的汉人身分,挑动中国的内乱,比如1922年陈炯明(1878─1933年)发动“永丰舰事件”攻击孙中山时,辜便奉台湾总督府密令致书陈炯明,唆使道“但愿阁下高揭义举,使天下耳目为之一新,此诚一大快事”,希冀可以扩大中国乱事的规模,好让日本能伺机渔利。

对中国东北发动攻击的日本关东军。九一八事变后,辜显荣奉日本之命前往中国大陆利诱与恫吓国民政府。(搜狐)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方称为满洲事变)后,辜显荣又奉命出使大陆,对国民党秘书长杨永泰(1880─1936年)称“可知日本之于中国,只有恩耳,何怨之有”,并赞扬日本殖民台湾后岁入大举增加,同时指控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在中方:“满洲事变的发生,中国方面也是犯了大过错的,犯了过错又不知改过”、“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当面对蒋介石责难时,辜显荣还借口日本“仅百里之国,民多资乏”,才不得不占领中国东北,其言词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生存空间论”如出一辙,。

日据时期,辜显荣靠着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关系而发迹。台湾光复后,继承辜家之主的辜显荣之子、台湾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1917─2005年)一度因发起台独遭逮捕,但旋因国民政府欲安抚台湾民心而停止追溯汉奸。鹿港辜家又利用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推行土地改革之机,大力收购旧地主不愿持有的股票和债券,累积更多资本,如台湾知名的台湾水泥、彰化银行、中信集团与和信集团,俱为辜家持有或创立。如此庞大的财力,使得国民党政府更积极笼络,甚至在1966年辜显荣百岁冥诞时,还有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萧同兹(1895─1973年)建议让其入祀忠烈祠,结果引发当时台湾舆论大哗。

当时杂志《民主评论》刊文痛斥这宛如“秦桧把岳飞由忠烈祠中赶出来”;台湾省议员黄占岸更不客气地骂道:“辜氏凭什么资格入忠烈祠,请政府将辜氏过去的经历发表,不然要将七十二烈士全部迁出来,让汉奸搬入”、“等于鼓励台湾人造叛,鼓励台湾人向辜显荣看齐,鼓励汉奸”。

所以回顾当年开台北城门迎日军的辜显荣的一生,其评价因统治者的更迭而有所不同,台湾民间及其后代对他的看法更是两极,这就是当前台湾历史复杂性的缩影,历史人物很难被盖棺论定。辜显荣生前则解释自己的动机称:“既为日本之臣民,尽忠于日本帝国,拯救我三百六十万同胞,是本人微衷”。而随着辜显荣旧宅落成百年展览开幕,游客在伫足参观之余,公道自在人心,这座建筑或许能为深陷意识形态之争的台湾社会引发更多历史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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