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台湾民主思潮百花齐放 今历史话语权遭台独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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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9年12月9日,民进党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办“美丽岛事件”40周年纪念活动,参与者在席间多肯定该事件促进台湾的民主发展,而当年《美丽岛杂志》高雄服务处主任杨青矗,则高倡该尽快建立“台湾国”。这也凸显美丽岛事件在当今的历史定位,早已被特定政党与独派立场所绑架,窄化成反国民党─争取台湾民主自决─追求独立的单线式叙事,忽视当年台湾党外运动是左右翼兼有的百花齐放、且统独矛盾根本不是主要争论焦点的真貌。

在许多台湾人的认知里,打从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至台湾后,台湾的党外势力沿革似乎只有随国府迁台的中国青年党与中国民主社会党,以及胎死腹中的“中国民主党”,接着是1979年爆发的“美丽岛事件”,最后是1986年民进党成立,冲击国民党的独大地位。但其实最早除了雷震(1897─1979年)、胡适(1891─1962年)等人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凝聚党外思潮之外,尚有被视为“新儒家”思想流派的徐复观(19043─1982年)、唐君毅(1909─1978年)、钱穆(1895─1990年)等人参与的《民主评论》杂志;以及萧孟能(1920─2004年)、李敖(1935─2018年)等人发行的《文星》杂志,以如椽大笔针砭文化或时政,并掀起著名的“中西文化论战”。

胡适与雷震(右)曾合作发行《自由中国》杂志,鼓吹自由思想与批评国民党专政,但最后遭国民党查禁。(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这些刊物的立场并不一致,当时知识分子们争论的议题在于是否延续五四运动以降的“全盘西化”,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但共通点都是曾抨击国民党威权违宪的体制,因此泰半曾遭国民党政府查禁或限制流通。不过该注意的是,这群知识分子虽希冀国民党放权、回归宪政,实行政党政治,但并未因此彻底否定国民党、甚至转变成否定中国认同。如何追求国民党以外的另一条中国现代化道路,才是当年台湾党外菁英关切的理想

1970年代,台湾文坛出现“乡土文学论战”与“现代诗论战”。表面上看这是文学理论的交锋,但其实个中隐藏知识分子在“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外交连连受挫、保钓运动爆发的艰难环境下,对于国族认同和如何改造社会的焦虑感。同时,《大学杂志》又刊出张俊宏、许信良等人合撰的〈台湾社会力的分析〉,同情工农群体的苦状,欲改革国民党的独裁体制,将政权分配给新兴阶级,并隐然有否定反攻大陆的自保思维。而国民党政府则透过《中央日报》发行《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坚持巩固党国体制,对党外意见明确地予以驳斥。

然而,这些纷杂的思潮相继涌现,正象征国民党对文艺界与社会的掌控不断松动,加上海外保钓运动的蓬勃,令异见者能大畅其言的园地越来越丰富。而《夏潮》、《美丽岛》、《仙人掌》、《潮流》、《这一代》等各种报刊都是在1970年代先后创办,凝聚许多党外的知识菁英。虽然主张各异,但仍无碍于他们在质疑国民党威权的旗帜下合纵连横。如《夏潮》总编辑苏庆黎(1946─2004年)明确定调这是“社会主义的杂志”,鲜明地反对接受美国强加的边陲体系、资本与文化入侵,关切女性与环保议题等。不过《夏潮》杂志的供稿作者既有左翼的统派人士苏庆黎和陈映真(1937─2016年),亦有主张台独的杨青矗和后来从“夏潮系”转向台独立场的王纮久(笔名王拓)等人,各派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美丽岛杂志》其实汇聚左右翼光谱的各种政治异见者,主旨并非追求台独而是反对国民党专权,图为美丽岛事件当晚的游行。(VCG)

《美丽岛杂志》亦是如此,当颇有影响力的《夏潮》杂志在1979年2月遭查禁停刊后,苏庆黎、陈映真、陈鼓应等人又投入《美丽岛杂志》阵营,该杂志的作家群既有暗示两岸分离才能大治的刘峰松、也有揭橥以民主手段更迭政府的姚嘉文,各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均有。且《美丽岛杂志》创刊号政论〈民主万岁〉,尚且疾呼“中国经过一百多年来的动乱……我们中华民族对民主的实践还大有贡献的余地”,显见台独并非《美丽岛杂志》的主旋律

此外,尚有康宁祥等人创办的《台湾政论》与《八十年代》等两份杂志,同样汇聚一批党外人士,也同样关切如何争取民主,前者甚至刊载过“台湾本土人民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争取早日和祖国和平统一”的访谈内容。由此可见,当时台湾党外力量最期盼的是瓦解国民党威权统治,统独问题既非主要矛盾、也不是时人追求的主要目标

即便是民进党成立初期,也没明确主张台独,而是提倡民主自由等观念以攻讦国民党。但自从台独势力主导民进党的路线后,台湾党外运动的奋斗光辉与历史成果逐渐被民进党收割,彷佛反国民党的势力全汇聚到“美丽岛事件”、之后由民进党集大成,最后再以提倡台湾自决乃至独立为最崇高的目标,借此营造一脉相承的神圣族谱,确立民进党存在与掌权的合理性。在这种叙事脉络里,《夏潮》、中国统一联盟之流的左统派遂毫无生存空间,令真正的党外运动史留下大片空白。

在台独叙事里,以陈映真为代表的台湾左翼统派声音几乎完全被漠视。(澎湃新闻网)

而更要紧的是,在民进党的政治“神话”中,一切党外运动都来自国民党的逼压、都来自台湾人民的反弹,回避美国为了反共的地缘利益支持国民党统治的冷战背景,更有意忽视美国曾透过各种法案支持台湾菁英或党外力量,借此箝制国民党,例如《民主评论》和《自由中国》都曾接受过美国中情局(CIA)辖下组织、“自由亚洲协会”(Committee For Free Asia)的补助;美丽岛事件时,标榜“人权外交”的美国卡特(James Earl Carter,1977─1981年在任)政府,也施压过国民党政府。因此党外运动的能量并非全内生自台湾社会,亦有美国意志的限制。

对此,陈映真批评过台湾民主运动没改变亲美的方针,台湾各派都“各自认为自己是美国最忠实的伙伴”与“都对美国怀抱着哀怨却热烈的情感”,以及崇拜美式民主和富足。这种现象无非显示反帝国思潮的失势,也让台湾社会失去批判美国宰制台湾政治与经济的本质的能力,反而容易把治乱现象都归咎于“民主”与否、甚至是反共的程度,令台湾的民主化道路变了质,更无法让台湾跳出附庸于美国地缘利益的边陲格局。因此,如何破除台独单线式的思想魔咒,更积极、更宏观地省思自身定位,进而摆脱冷战以来美国的影响,以及国共内战以降两岸政治对立的意识形态,这才是台湾人民回顾历史与突破民主困境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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