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限狗令”争议 两岸文明养犬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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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19)年12月初,中国大陆北京通州一纸养犬规定在中国大陆的社群网络上流传,规定要求各楼房不得饲养高度超过35公分的大型犬、并限期3天内自行处置,否则经查获不仅会没收犬只,饲主也将受罚。这则规定除了引发大陆民众的恐慌之外,火也延烧到了台湾,引发台湾民众的议论。

因为北京通州限犬令中的“自行处置”一词,在社群媒体多重传播之下成了"自行扑杀",因此有社群媒体讯息写道“家中养有35公分以上的大型犬,限令三天内自己杀死,三天内被发现家有35公分大型犬,不但要罚钱,狗也将被立即扑杀。”这样的认知疑似引起当地大批饲主带着自家狗儿进行安乐死。

大陆歌手朴树于个人官方微博上贴出北京通州限犬令的图片,并提到许多北京宠物医院接受安乐死的狗狗都排起长队,此文一出引发热议,不过后来这则微博遭到删除。(新浪微博@朴树)

为此,陆媒《新京报》向北京通州区当局查证,通州警方表示发布养犬告知主要针对当地部分小区的饲养违规行为,诸如未牵狗绳、随地便溺等行为,因为多次遭居民投诉,才会祭出针对大型犬的限令告知。通州警方也强调,仅只需要将狗迁移安置,并没有要求必须安乐死。

而北京的限犬令传到台湾某些政党与媒体,也成了反中、抗中的滋养剂。绿党便借机把中共统治与家里狗狗的未来联系起来,并质问在中共统治之下,限制三天内自行处理犬只,否则被抓到就处死的做法,民众能认同吗?不过也有台湾时代力量立委参选人认为大陆禁狗令值得反思,当中国大陆发现可查到的犬只数量来到5000多万时,不负责任的饲养人造成的问题,已严重影响到整个国家社会的稳定,这同时也与台湾正面临的放养、弃养、以及私人繁殖的问题颇多雷同。

大陆的流浪动物日益成为社会治理重要问题,收容所的压力也日增。图为青海囊谦县,在囊谦毛庄乡流浪狗收容所内等待喂食的流浪藏狗。(VCG)

就北京市来看,如何处理公共生活与犬只之间的平衡是一条长期探索的道路。1994年,北京市出台《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规定》,为了确保犬只不会干扰住民,规定限养区内遛狗时间只能在20时至隔日7时;2003年通过《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规定载明养狗需缴纳管理费(重点管理区内每只犬第一年为1,000元人民币,以后每年度为500元人民币)(1元人民幣約合0.14美元),但诸多对于大型犬饲养的规定都是针对重点管理区域,如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以及朝阳区等。

然而,也就是大陆宠物饲养相关规定依各地区有不同规范,因此看来显得繁杂,各省各城市的养犬规定不尽相同,管理方式、罚则轻重跟实际执法情形皆存在不少差异。这也导致常可在社群网站上动辄看到每当某地推出严格养犬规定时,就会引发大陆爱狗人士的热议。比如2018年11月四川成都公安机关宣布全面清除限养区禁养犬只,因禁养犬类包含称为“中华田园犬”的土狗,故在网络上引起不少人的热议;而杭州市2018年11月因发生狗主人打人的事件,也开始全面整治不文明养狗。

大陆的犬只问题考验政府如何处理民众与动物之间的生活平衡。图为浙江绍兴上虞区一乡镇上,有一只流浪狗在街上游荡。(VCG)

从上述新闻可知,因为养犬与社会生活摩擦、冲突渐多,诸如随地便溺、犬只伤人等问题,导致政府不得不开始重视这方面的问题,如何在犬只饲养的盛行之下,同时能处理好饲主与一般市民间的矛盾。但要如何做仍是一条正在摸索的路,过程中也不乏执法过重的问题,如2009年深圳市福田区的城管直接进入住户家中带走未进行宠物登记的小狗,并在当日下午扑杀火化;2015年山东济南发布一纸号称“最残忍的杀狗令”,其规定小区不准养各种犬,否则村委直接入户当场将犬砸死及处理。这些往事也造成养狗人士的另一种恐慌。

将视角放回台湾,台湾其实也面临如何处理动物与人类公共生活之间的平衡问题,特别是饲主弃养所造成的流浪狗问题。台湾目前规范动物饲养的法规主要是1998年公布的《动物保护法》。2016年,时任台湾农委会动保科的江文全科长在一次关于流浪动物的演说中提到,自《动保法》实施以来,台湾在处理流浪动物遵循的共识是透过源头控制、收养、认养、教育的法则,而执行的逻辑是环境容忍度、民众反应、捕捉、收容、认领养等方法。

台湾也在面临流浪狗的问题,如何能在零安乐死的政策下,又能减少街上的流浪动物成了收容所难以承受的沉重压力。图为台湾家饲敖犬。(李虎门/多维新闻)

虽然台湾过去20年来对于流浪动物问题的处理已有些默契与作用,不过现在也面临了难题。2013年,台湾纪录片《十二夜》拍摄收容所执行安乐死的状况震慑台湾社会,并促成2015年初《动物保护法》修法,明定只有重病或是严重影响环境的动物才能执行安乐死。台湾“零安乐死”虽蔚为佳话,但收容所面临极大挑战,因为这样变成一方面不进行安乐死,但又不想在街上看到流浪狗,如此的矛盾心态造成的后果,就是收容所难以肩负的生命重担,如何妥慎解决,迄今依旧纷争不休。

总而言之,大陆的限犬令实为当地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生活治理问题,尽管在政策宣传上或许有些粗糙,且离解决实际问题还有一段距离,不过这都是过程,民众不应过度闻风起舞,过快为政策下定论,徒增恐慌感。而台湾也同样在经历类似的问题,与其片面放大大陆治理的缺失,不如思考两岸社会如何共同面对流浪动物与社会生活质量的矛盾,因为这难解的问题仍是现在进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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