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选】三组总统候选人皆缺乏文化政策 民间组织提出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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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总统大选即将在2020年1月11日投票,三组候选人已经做过不只一场的政见发表会,在各地拜票中提出的政策目标也多不胜数,但是台湾民间组织却认为,无论执政党或是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没有提出过具有建设性的文化政策,担忧台湾文化政策改革将就此终结。

台湾文化政策研究学会于2019年12月27日举办“文化987、654,在华山对话”研讨会,邀请台湾不分世代的学者、研究员与民众,一起讨论2020年台湾新政府必须面对的文化政策议题。

“987”代表台湾俗语的“9年级、8年级、7年级”,代表1981年以后出生的世代;“654”代表“6年级、5年级、4年级”,代表1980年以前出生的世代。其中“7年级”更是一个分水岭,代表著在成长期中经历台湾教育改革以及网路普及化的世代。

老中青不同文化人参与研讨会。(袁恺勋摄)

台湾在2019年通过了讨论22年的《文化基本法》,但是郑丽君提倡的文化治理的概念能否留存在目前三位总统候选人都没有具体政策的情况下,文化界人士有其担忧。

论坛中讨论到文化部的问题是,它好像负担了全部的责任,台湾任何一个乡镇的任何一个团体,对当地文化政策有意见时只会去找文化部,置当地主管机关于不顾,这对于政府与民间组织间的横向联系是不利的。因为这种倾向,导致现在产生了许多所谓的“中介机构”,对口却只朝向文化部,根本没有效益。

代表987世代的年轻研究生认为中介机关如何被监督也是一个问题。(袁恺勋摄)

其实,民间组织对中央的文化部有太多的期待,往往希望中央来“主持正义”,但这在台湾的地方自治体系中是不适合的。另一方面,这种想法也让地方文化机关陷入怠惰,成为只负责执行业务的齿轮。这种情况之下,即使中央拨下例如前瞻预算的补助款,地方也没有能力去发想属于地方的文化政策,最终变成每一处乡镇都是教条化的主题乐园,或是赶流行的主视觉,从高山到盆地却连生态环境都长成一样,岂不荒谬。

文创商品本身的影响力也是问题。一个健康的文创商业环境,应该是由核心的文化生产人来产出商品,并由外围的资本者来消费,行程一个正向循环。但台湾的文创产业有两大问题,其一是生产过剩,其二是消费渗透力不足,产生出的结果,是导致众多的文创产品由文化生产圈“自产自销”,外围的资本消费者相当稀薄。

渗透力不足来自于文创商品的汰换率过高,让外围资本者无处下手。汰换率过高是因为生产者不得不连续产出商品,否则无以为继。这显示台湾文创工作者的两大困境,亦即工时长与工资低,这又来自于台湾文创工作者以个体户居多,缺乏与资方议价或是自我推销的能力,而现行劳动法规对文创与艺术工作者的保障也不足。

另外,文化部提出所谓“文化平权”,但对于两岸及国际文化交流推展策略却是不明确的。对于少数族群与新移民、大陆新娘等等多样性议题流于表面,儿童文化政策也不足,更重要是欠缺统整国际文化政策的能力,难以促进台湾文化对外交流,遑论拓展国际影视产品市场了。

无论蓝绿,台湾政府都会说“让世界看见台湾”,但是世界究竟看见的是什么样子的台湾?如果不能先厘清这个问题,一厢情愿地推销台湾,恐怕将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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