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教授“妄议中央”被约谈 透露台湾社会什么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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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2月31日,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苏宏达在脸书(Facebook)发文称,12月9日警察找上门,因为自己2018年批评民进党政府故宫政策的影片遭检举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第5项,“散布谣言,足以影响公共之安宁者”,当下其妻先回应早就过了追溯期,但台湾调查局仍不放过,12月20日再次请警局在“准求供的小房间”(“小房间”,指刑讯场所)约谈他,苏宏达大呼根本是“行政院直接下令调查局处理”,质问“是谁,在封杀台湾人的说话自由?”

苏宏达质疑,台湾行政院下令调查局处理追溯期都过了的事件,“警察根本不想碰这个案子”。(Facebook@苏宏达)

苏宏达2018年11月上传的影片,批评的是台北故宫院长陈其南提出的三阶段将故宫改为“东方美术馆”的计划是在消灭故宫,“故宫闭馆三年” 仅是从旁引用媒体对陈其南口述的报道(包含台湾官媒中央社),当时在舆论压力下,故宫方面取消了原定闭馆三年的内部规划,改为整修期间仍开放,不过故宫在2018年11月及2019年7月仍两度发声明驳斥苏宏达“闭馆三年的谣言”,最后“闭馆三年”竟演变成调查局依据《社维法》查水表的事件。

一个学者谈论政策,竟会被检警一再调查,究竟这透露出台湾社会的什么危机?

第一层危机是“谣言”的定位不明确、处理谣言的机制不见得总是客观。台湾现有法律当中提到“谣言”二字者,共有10条之多,在食品安全、军事、选举与社会秩序上都规范了“谣言”的罚则,可是“谣言”定义极度模糊,世间上很多事情不是一翻两瞪眼,究竟什么是真实的?以谁的说法为依归?这就给有庞大资源、且具官方话语权的执政者很大的优势,因为执政方掌握最完整的专业团队、也可以随时更改政策,当政策改变时,过去的用语转瞬就会成为“谣言”,怎么调整都是“对”的,故宫“闭馆三年”从内部规划的事实,摇身一变成“谣言”就是一例。

而台湾社会普遍都反对“假新闻”、“假消息”,检调单位,特别是属于政府一环的法务部调查局也戮力于查缉“假新闻”的散布,但是若是回顾近期的台湾时事,苏宏达的遭遇跟绿营学者游盈隆此前爆料的“新竹约谈事件”如出一辙,反而更有过之,调查局偏向执政者的办案手段,连绿营学者都看不下去,质疑“这样做没有侵犯《宪法》所保障的人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吗?”

对于苏宏达案,台调查局也于12月31日下午发布新闻稿回应,称因有民众于2019年10月转贴2018年11月苏宏达录制之影片,而“故宫博物院曾严正驳斥相关内容非属事实”,故该局认定苏案属《社会秩序维护法》案件(即认定其为假讯息),函送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处理,调查局并强调,“时值选举期间,为遏止假讯息影响选举结果,在尊重言论自由之前提下,调查局将全力侦办假讯息案件,以遏阻恶意假讯息之散布”,呼吁民众勿未经查证任意转传讯息。

由于官方辟谣机制具有明显的限制,因而台湾社会也有建构非官方辟谣机制的尝试,2018年7月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在短短一年余,多次发表受到公众关注的查核报告,包含此前台媒广为传播的“新疆烤肉架刑讯”,实为角色扮演活动。最近台湾大选的政见发表会和辩论会,包含“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和部分媒体都费心进行事实查核工作,但查核报告往往可见对政策数据的依赖,而无法超脱党派色彩独立调查,毕竟发布、修改官方数据的执政党同时也是参选的一方,甚而,诸多被查核的用语,其实具有价值上主观论断或者评论,但是用另外一种价值上的论断或评论来“查核”,也容易遭人质疑公正性,有失民众对第三方查核的期待。

第二层、也许是更根本的原因是,台湾是个政治上极度不互信的社会。在台湾,政治上的分歧壁垒分明,媒体对于新闻报道的方向也各有其强烈的好恶,而信息(特别是政治知识)的传播,往往会经过传播媒介的解读,解读也往往系依据立场来指引,在立场主导的前提下,不同立场的信息自然是“错”的、“假”的,有什么理由不能断定是“谣言”?

政治极度不互信之下,各种被认为是“战术”的假消息充斥于政坛,例如放话、口头承诺、私下协议等,这些“战术”都被台湾政治人物视为理所当然,反正等到决战时刻再翻牌即可。而没有互信当然也就没有共识,这让台湾社会多年来深深沉溺于政治恶斗中,远的不说,自诩为科技岛的台湾,连最起码的“不在籍投票”问题,进入21世纪仍然无解。放眼未来,唯有政治人物诚实面对自己与不同意见者,才可能解决台湾社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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