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选】经济牌在台湾大选失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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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选进入倒数时刻,许多评论在这关键时刻纷纷冒头,希望为选战提供不同的视角。“彭博社”(Bloomberg News)作家高灿鸣于当地时间1月8日发表评论指出,这次左右大选的关键要素在于经济,该文并举出经济数据,认为从经济上来看,选情可能对蔡英文有利。

高灿鸣(Tim Culpan)洋洋洒洒列出蔡英文任内台湾的失业率、薪资成长率,并与陈水扁、马英九进行比较,认为这些数据在蔡英文任内得到新高,暗示蔡英文任内经济表现良好。

蔡英文早已多次宣扬任内经济数据作为三年执政有成政绩,但并未引起台湾民众的热烈回应。(洪嘉徽/多维新闻)

事实上,这些经济数据,蔡英文早已多次在选战过程中作为三年执政有成政绩来引用,但并未引起台湾民众的热烈回应,是故高灿鸣的评论有见树不见林之感。

不过,高灿鸣的文章倒点出了一个问题。经济确实会左右选民的投票意向,因为生活过得好不好、幸福与否直观上会影响投票意向。只是对于经济的“感受”是会直接显示在选举议题上面,或者是这种感受被吸纳到另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与认同,这样的区别必须要能厘清。

回顾历次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战主轴,2000年陈水扁胜选,原因在于当时社会氛围对于国民党执政产生不满,进而弥漫政治改革与政党轮替的声音,加上国民党内部分裂,因此让陈水扁在最后关头胜出;2008年,因陈水扁任内两岸关系紧缩,经济表现惨淡,因此马英九主打两岸和平与经济牌,并提出发展目标“633政见”(每年经济成长率6%,失业率降至3%以下,2016年平均国民所得达3万美元),最终使政党再度轮替。

也是在马英九执政期间,两岸关系回温,对马英九过于亲中的两岸交流态度不满的人士以“中国因素”进行批判。主要提倡者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介民,他从负面角度谈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介入、干预与影响。像是大陆利用政治与经济手段影响台湾,透过给予台商优惠使其改变政党倾向变成“中共代言人”,或是运用亲中台资在台湾进行企业并购,进而影响台湾政府的决策、媒体舆论等。

韩国瑜以主打“庶民”議題,并以蔡英文执政不佳,要“下架蔡英文”。(Reuters)

由“中国因素”开启各种方方面面的“抗中保台”行为,也为2014年的“反服贸”“太阳花运动”立下基础。因为反服贸与抗中意识的高涨,使得民进党蔡英文于2016年总统大选中胜出,政党再度轮替,政治意识形态成为该次选举的主轴。

这次2020年选举的拉锯在于“中国因素”衍生的亡国感对上“庶民经济”。经济议题虽然在本次选举多次出现,但蓝绿间的恶意攻击反而让经济议题沦为陪衬。绿营持续利用“中国因素”衍生的“亡国感"带话题,加上有香港“反修例”事件与外媒的推波助澜,甚至赶在2019年底急就章地通过《反渗透法》,让“中国因素”的效用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团队一开始以“庶民经济”为主,主打“庶民”議題,并以蔡英文执政不佳,要“下架蔡英文”。但这场选战主轴至今仍在蓝绿彼此对于候选人的人身品格攻讦当中持续模糊,经济因素始终未能成为探讨的重心。

经济确实是影响选民投票意向的关键要素,但对于以数字来表现经济已感到麻痹。图为2019年五一劳动节当日,6,000名工人在台北街头示威游行。抗议群众举起“要假期”、“带薪休假”、“劳工权益”的旗帜跟标语。(Getty)

此外,也不得不注意民进党政府以数字作为经济成长证据的做法,在台湾似已渐失效果。从马英九政府被抨击的数字治国、到蔡英文大肆宣传的台商回流数据真实性的争议,显示台湾民众对于“数字”已感麻痹,不论数字多漂亮,社会中弥漫对于经济低迷的感受与不满情绪或许才是最真实的体悟。但进一步得问,这样一来,人们对经济生活不满的情绪出口会是甚么?

依照历史经验,民众对经济不满的出口可能有几种。其一是直接就经济议题对政府施压;另一种,则是政治人物看到民众的不满,因此将这种情绪归咎至“中国因素”,不断告诉民众如果中共统治台湾,则台湾仅存的自由民主生活将不保,从而使民众惧中、抗中,让意识形态再次凌驾于生活的实际感受。但不论是哪一种,经济其实都扮演了重要关键。

因此,从上述可知,经济确实在选战中起了作用,但由经济引发的民怨会往何处宣泄才是重点。民心究竟会选择持续以“中国因素”疏通经济民怨的绿营,还是以政党轮替为要求以改变现况的蓝营,距投票日仅剩两天,结果也即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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