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论:胜选连任 给蔡英文的八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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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赢得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多维新闻)

2020年台湾大选结束,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以817万票,战胜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再次当选台湾总统。选举是人民的意见表达,我们对此向蔡英文表示祝贺,也希望她能够真心实意考虑台湾人的需要和未来,把在选举时用来挑拨民情的政治操作收起来。

这次大选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氛围下进行的。国际层面,中美在进行激烈对峙,世界正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台湾的国际空间越来越被收窄;两岸之间,对峙气氛进一步加剧,北京提出了“两制台湾方案”,统一正成为一个越来越无法回避的话题;台港之间,香港反修例危机的动员效应在台湾广泛发酵,民进党收割了所有成果;台湾内部,经由两党竞相炒作,“芒果干”(亡国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蓝绿两党则继续撕裂,国民党在选举中昏招迭出,陷入严重撕裂,打烂一手好牌。

如果没有这些内外氛围,今天的选举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蔡英文虽然赢得选举,但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不是她赢得选举,而是其竞争对手输了选举。蔡英文及民进党必须认识到,她的胜选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人民虽然将票投给了蔡英文,却并不代表对她过去四年的执政成绩满意。而是受情绪和气氛驱使,不愿把票投给国民党和韩国瑜。蔡英文尤其不能忘记,就在这次大选启动前,她的民调还在各主要政治人物中排名垫底,民进党还深陷能否继续执政的危机。所以,未来四年蔡英文如果想顺利执政,就必须学会做一个和第一个任期不一样的总统,我们给她提出了八条建议。

第一、确保台湾主体性

在这次选举期间,不论民进党或国民党,都将“亡国感”作为选战的重要主轴,互指对方如若当选,台湾或中华民国就会步入灭亡之路,而且双方都以中华民国捍卫者自居。尤其蔡英文,更将选举结果与捍卫台湾民主自由挂钩,提出了“中华民国台湾”的口号。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维持“中华民国”的主体性,就成为蔡英文第二任期的重要课题。

“主体性”究竟是什么?简单来说,“主体性”就是相对于“依附性”,展现在能否主宰自己的命运。过去,台湾曾经透过经济发展、自由民主,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与充足的“主体性”。然而,2000年前后,台湾的政治氛围转变、内部发展停滞不前,连带影响国际地位下降,经济发展更是不进反退,让主体性与自信心同时下降,“依附性”则同时上升,让台湾自此更受制于中美乃至日本。

缘故于这样“我命由天不由我”的现实体会,加上中国影响力遽增后对两岸实力落差的深刻体认,台湾社会在无奈之时将问题简化为“因为我们是非正常国家”,认为“台独”(或不同于“一个中国”)才是“台湾主体性”的体现。1987年解严后,“台独”开始在台湾社会上架,民进党还于1991年通过《台独党纲》。尔后,从李登辉、陈水扁到蔡英文政府,陆续透过修改课纲、提出争议性的政治论述例如“两国论”、“一边一国论”,修订《两岸条例》、“国安六法”、《反渗透法》等途径、制造“中华民国台湾”这样一种特殊却又空洞的词汇,欲形塑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事实。

然而,只有台独、或是台独才能够表现主体性吗?并非如此。台湾所追求的“主体性”,是要让台湾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能实质走出这个小岛。例如1970、1980年代台湾虽被迫退出联合国,但透过在经济上的杰出表现,以“亚洲四小龙”之名自傲于世界,那时的人们何曾认为自己“没有主体性”?此外,台湾还在2002年加入WTO、在2008年开始参与WHA(世界卫生大会)、并仍保有逾20个邦交国,护照免签畅行多国,这些外交成果是因为高喊台独而得的吗?很显然不是。

提升台湾主体性,靠的是利弊权衡、直面问题、改善现况,而非因看不清国际局势变化自我麻痺。若将“主体性”当作商业口号,则无提升主体性之可能,反而加剧民众的无奈与附属性。2016年迄今两岸关系的紧绷、台湾一面倒向美国的策略,却未同步提升台湾的能见度,反而限缩了原本所拥有的权利;邦交国逐年递减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无法参加WHA,许多国际组织会议也不得其门而入,种种艰涩难题,是主张台独或者正名制宪能够扭转或改变的吗?显然不能。

台湾人经过400余年来的苦难与淬炼,对掌握自己命运具有高度期望,民主制度的建立曾经给这种期许以坚定的民意基础和实现途径,台湾能依法选总统就是这一期望的历史结果和希望投射,所以不论谁当总统都必须牢记这一期望。

过去二三十年,政治人物将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或对主体性的追求,偷梁换柱为“台独”意识。实际上,在对历史进行透彻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台独”不过是对历史的误会,是有心人的政治操弄,若在这一轨道上继续前行,不仅会在中美两方碰壁,而且还会伤害到台湾的普遍福祉。

当然,台湾人确实建立了素朴的主体和本土认同,所以对大陆来说,也必须认识到这个客观事实,要尊重台湾人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以及客观看待两岸分治下形成的心理阻隔,坦诚面对台湾的政治变化。对蔡英文来说,既然受着2,300万台湾人民的托付,就更要替台湾人把好这个关,妥慎处理最重要的两岸关系,而不是与大陆进行对抗,从这次选举策略中得出错误结论。接下来的四年,蔡英文必须扭转台湾“主体性”不断下落的过程,说清楚民进党和台独的关系,扭转台湾从繁荣到衰败的过程。

第二、确保台海和平

除了台湾的“主体性”外,能够消弭两岸之间在过去四年不断升级的对抗气氛,确保两岸和平,也是蔡英文接下来的巨大挑战。

无论是历史因素还是近年来民族情绪的崛起,中国大陆原本就有很多人主张对台武统。在这次大选之前,最近就连部分美国人士,例如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也表示,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疏离过大,不可能看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虽未明讲,但其中隐含的意味明眼人都看得出。

不过,即便有少数人总在一旁煽风点火,但两岸社会中的绝大一部份声音都是希望彼此能够和平共存。尤其在对岸执政的习近平,一直主张两岸应该“和平统一”。

对于两岸来说,台海或两岸和平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双方若因台独、或其他种种因素重启战火,实质上就等于是重启当年的内战,这绝对只会是两岸之间的又一场历史性悲剧。后果不用多想,必定充满灾难并会加深对彼此的仇恨。

对中国大陆来说,假若两岸开启战端,或许可藉此完成统一大梦,但难以避免地会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国家崛起的步调与民族复兴的进程都会迟滞;对台湾而言,战事意味着生灵涂炭,几代人、甚至百多年来积累的文化与财富,都会随着战争爆发而化为乌有,所谓的自由民主生活更将消失殆尽。

北京的《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规定,中共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种情况,分别是: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以及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蔡英文的最大的责任就是要避免发生两岸社会从上到下最不愿看到的事情,这不只是对2,300万人民或两岸之间的和平责任,也会影响区域的稳定。在蔡英文的上一个任期,两岸虽曾经过弹性期,习近平以“未完成的答卷”回应蔡英文的两岸论述。然而,这些年来的发展,两岸对峙升级,甚至已走上了不亚于李扁时的偏锋道路。而中美因贸易战而起的相互对峙以及美国给台湾的甜头,又放大并提高了两岸冲突的危险性与可能性。

蔡英文要认识到,两岸之间的实力对比与区域局势和过去不具可比性。所以,总统更应知道如何处理两岸关系,构建两岸的和平,让人民放下担忧。两岸关系,从来不是“难道要对中国投降吗”这种气话便可处理的,而是攸关全台湾人的性命与未来,新任总统更该有此体悟与担当。

第三、正视分配不公 建立经济民主社会

蔡英文必须认识到,在她的第一任期,内政乏力一直是她的最大短板,而人民对经济民生的不满则是导致她民意长期低迷的最根本原因,这种情况,应该在她的第二任期得到改变。

作为一位还要继续执政四年的领导人,蔡英文需要看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自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地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事件就层出不穷的爆发,从美国华尔街的占领运动、突尼西亚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到近几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以及香港修例风波,叫人不禁要问这个“起火的世界”怎么了?

显然这不会是一个个孤立的社会事件,而有着共同的结构性原因。这些大规模群众抗议,彼此表面上的具体诉求看似并不相同,部分地区的群众抗议更是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帜,以“反专制”、“要民主”的面貌呈现,但归根结底来说,这“起火的世界”背后都有着共同的经济因素,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埋下的恶果,是一种对于经济分配结构为资本霸权所宰制的不满。

即便多数参与抗议的群众并没有这一层次的认知,但难以否认的是,假如没有经济分配不公的“土壤”,街头上是难以遍地开出“太阳花”、“茉莉花”、“雨伞花”,也无法让散沙般的群众,纷纷化身,把失望的情感寄托在一个个让人看不清面目,也不知道到要走向何处的蒙面人和V怪客身上。

2015年太阳花运动的爆发,就象征着马英九政府的无能,无法让两岸经贸所创造的经济红利,藉由分配结构的调整,以及产业、民生政策的手段来让社会多数人分享。结果红利只让少数资本家独占,“马英九们”成为中国大陆经贸让利的利益关系人,使得有望给台湾带来经济活水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最终被“恐中”的情绪妖魔化为洪水猛兽,失去理性讨论的空间,台湾也错失与中国大陆经济进一步整合、互惠的契机。

太阳花运动虽然松动原本的政治板块,重挫国民党,并让民进党全面掌握行政、立法大权,人民将改变的希望透过选票寄于蔡英文政府,盼其能“点亮台湾”,走出经济民生的困局。然而,民进党政府四年来的执政,到头来却只能靠营造、煽动“亡国感”,吃香港动乱的“人血馒头”来寻求连任。这清楚说明蔡英文在内政、民生的施政有多么乏善可陈。

虽然民进党政府不时也会公布成绩单,用精选的数字、亮眼的口号和动人文案赢得选举,但不管官方叙事中的台湾有多美好,秀出的经济表现有多耀眼,它却与大多数民众不断往下坠落的生活质量形成强烈对比。

最令人忧虑的是,迷失于GDP等无法反映民生福祉的指标,还自满于“民主可以当饭吃”的蔡英文,很可能还会因为这次选举而进一步巩固原来的错误认知,继续忽视台湾潜藏的深层次矛盾与危机。

尽管台湾在解严后的民主化进程,推翻政治上的威权,有了政治民主,获得了直接选举政治领导人的权利。但为世人所不察的是,政治威权的退位,使得掌控台湾经济规则和财富大饼分配的权力,已悄然为资本霸权所接手,其政治影响力也扭曲了台湾的经济规则和分配结构,以经济不平等、贫富差距和社会福祉的崩解为代价,日益朝向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社会顶层福祉的方向发展。这种情况,蔡英文必须全力扭转。

第四、提升台湾经济活力

继续执政的蔡英文不只是需要有魄力与能力重构为资本霸权所主导的经济和分配规则,还需要就如何调整台湾的产业结构,增强台湾经济的内在活力有新的认识。蔡英文必须认识到,经济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和2,300万台湾人的生活与信心密切相关,是年金问题、青年贫穷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是台湾主体性的最核心内容,唯有壮大台湾的经济实力,台湾才有掌握自身前途命运的物质基础。

然而台湾要如何想象和擘划未来的经济蓝图与愿景,只有认清现实,总结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失败经验,才有助于指引未来。

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和政治实力是台湾必须勇于直面的现实。台湾即使在意识形态上抗拒中国,但过去二十多年来,两岸经济关系却是持续地整合,即便在蔡英文执政期间这一过程也在继续。事实上,不只台湾,世界各地的经济体都是难以去设想一种能独立于中国大陆外的经济愿景。

因此,台湾如果不能睁开被冷战意识形态所蒙蔽的“左眼”,仍深陷恐共、反中、担心被吞并的情结,只会让台湾更加孤于区域发展之外,而假如无法适时把握中国大陆的市场环境,台湾产业的创新升级又谈何容易。

回顾历史,二战后台湾经济为什么能快速成长,并为台湾找到驱动经济引擎的产业,同时在全球分工体系取得一席之地?有舆论认为台湾今日经济如此,是因为全盘接受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以及单纯接受外资主导的出口导向政策所致。然而亦有学者反驳,认为台湾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展,关键是在于政府积极、高度主导的产业政策,有策略的参与全球分工体系。

关于台湾经济何以不振、产业转型为何喊了二十年仍无果,学界都有许多说法。综观这些说法后可发现,诸多原因固然都有理,但根本问题仍是台湾政治民主化后,面对产业转型及重重困境,政府受制于政商集团的短视利益,且政党恶斗下以参选致胜为目标、而不以长远发展为主轴。过去二十年的产业政策,一任政府上任即推翻上任政府,从亚太营运中心到亚洲硅谷,往往换个名称、再来一遍,最终才有今日社会对于“民主化后为何产业经济反而无法改善”之疑惑与骂名。。

台湾从威权进入民主,绝对是政治上的巨大进步,但如何在民主制度下避免政党政客与资本因为私利而勾结互相图利影响到经济,对台湾来说也绝对是一个挑战。台湾得在新的时空背景下,重思政府的功能与角色,经济官僚体系需有“救亡图存”的发展意志和愿景,且在拟定政策时,以整体的、长期的社会发展为目标。

对此,蔡英文重新定义政府在产业、经济政策上的角色和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来引导台湾丰沛的资金(超额储蓄),创造充分就业的环境、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而非大量流向房地产、金融等领域,扭曲经济结构、恶化分配不均。作为总统,尤其要处理好与资本的关系,不要成为资本利益的代言人。台湾若要找到经济的活力与前景,绝不能忽视的是与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的角色与关系,领导人唯有这样的认识与实践,台湾的经济实力才有可能壮大,并有力支撑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平正义的民主社会。

第五、弭平社会政治撕裂

蔡英文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弭平台湾的政治撕裂。在经济之外,台湾社会亦似乎有着两种面貌不断轮替切换着:平常和和气气、充满着礼貌与人情味,外国游客与陆客都会大加赞赏;一旦触发选举开关,社会立马切割成水火不容的几方对峙,彼此怎么对看都觉得面目狰狞。

最严重的是,选举开关触发后,撕裂的不仅是整个社会,还有无数家庭。选举期间常常出现的如下新闻:原本应当亲密无间的家庭,父母子女、夫妻、或兄弟姐妹间,因为支持不同立场候选人而爆发激烈口角,甚至出现暴力流血事件。原本一个完好的家庭,转瞬间成了血亲之间的生死之斗。这次选举就被认为是“世代革命”,一家之内,父母和子女之间,甚至是夫妻之间,做出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就折射出这种撕裂状态。

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为何一碰到选举议题,原本和蔼可亲的亲人,竟瞬间变得如此不可理喻。这很大程度都是因为,台湾政治竞争的主轴是极度具有撕裂性的统独问题,统独问题涉及的不只是对国家未来的立场,更涉及国家认同、身分认同等极为敏感的政治概念,一旦家庭成员随着统独议题而分裂,就形成一幅非常诡异的“隶属不同国度的一家人”画面,异国与一家,构成非常大的政治反差。

就整个社会而言,近年来各股政治力量沿着社会议题边界形成分歧,也造就不同世代间的对抗。除了统独议题外,军公教年金改革、同婚合法化、电力供应也激起社会对立,这些社会议题往往因为政治的介入,政党政客们经常通过刻意制造分裂以巩固基本选民而少有理性讨论的空间,在激昂的情绪下,非黑即白的逻辑反倒成了分类敌我的标准,“不支持就等于反对”,支持与反对之间的理性空间无有存在。

最让人痛心的是,介入社会议题的政治力道,嘴里说得满口仁义道德、高举社会公益,但实际上却“男盗女娼”,大都出自于政治私利的算计。这些政客不在乎让社会分裂的议题,究竟是否真能推动社会公益,也不愿倾听不同意见者的声音,他们最善于把自己提升到道德上的制高点,把社会的撕裂,当作自己的政治提款机。

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大党,要为这种撕裂负主要责任。这次选举,这种结构性的撕裂又再次呈现。就此而言,蔡英文应该给予这个社会有清点伤口、疗伤的机会,而非像以往一样在伤口上撒盐,一个负责任的总统应该修补社会的伤口,并使迟滞许久的经济发展能够再度启动。

第六、超脱统独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ideology),是某种特定的、对社会应该朝什么方向前进的看法与信念。这个概念本身是中立的,但是在社会氛围、媒体传播多为立场先行的台湾,统独意识形态往往成为一方批评另一方的工具性标签。民进党在这个导致台湾结构性撕裂的问题上绝对负有主要责任,蔡英文执政第一任期在这个事情上着墨甚多。

摆在欧洲与美洲,甚至于中国大陆,意识型态的光谱主要都是以左、右为分隔(虽然左右的意思不完全一致),这与以统独为界的台湾,相差极大。若揭开表层的意识形态,更可看到统独或左右背后都受另一层意识形态的影响,包含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

如果把这两层意识形态合在一起看,台湾政治的一大问题是,自由主义的某些面向被供上神坛,并与统独纷争裹胁在一起。于是乎,自由被简化成追求主权独立;民主则被简化成数年发放一次的那纸选票。台湾人“出头天”的欲望,在简化的“民主自由”圭臬之下,也就需要搭配一个“压迫者”来维系,从前是“反威权”,现在则演变为“反中国”。

2020年大选,“亡国感”成为一项众人爱不释手的政治元素,两大党在意识形态上都在操纵着“亡国感”、加深社会分裂,可是却并不重视社会重分配的需求,廿余年来整体经济成长停滞、劳工低薪、税基日益减少、房价所得比过高、台币汇率低落等重要议题,在候选人大啖“芒果干”的主旋律中,遭逢又一次的冻结。

试问,一个政治上民主自由,但在经济上不自由、不民主的人,能否算得上一个完整的、自由的、独立的人?台湾需要的社会指引真的是统独意识形态吗?一个能对台湾好的总统,至少要能够超脱流于政治恶斗、口水战的统独意识形态,甚至重新检讨被异化了的自由主义,让整个社会有空间摸索其他更多元、更重要的指引,从而找到最利于壮大台湾、最能凝聚社会共识与促进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较于走回“戴意识形态眼镜”的老路,如此才是一个总统高度该做的事。接下来的四年,希望蔡英文能正视这个事情。

第七、回应百年变局 妥善安置台湾

回顾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瓦解、东欧诸国也退去了共产主义信仰,原先冷战结构下的美苏“双极”独留美国“单极”,世界始进入后冷战时期。随着美国陷入旷日废时的海外战争泥淖,国际进一步形成“一超多强”格局,而同时中国大陆崛起成为几乎举世公认的事实,甚至似有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亚洲秩序逐渐成形。

台湾过去在冷战中占到一个好位置,被美国划进防堵苏联为首的共产势力东进的前线,美国施以的经援也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在后冷战时代,随着新一波全球化的推进,台湾的经贸发展早已从与美国等西方阵营紧紧扣连,转移成与中国大陆等新兴市场更加紧密,大量台商分布在中国大陆、越南与老挝等共产党执政地区,对台湾而言,经济上早已无“铁幕”之别。

中美两强的竞合关系,一直为国际关系“权力移转论”挥之不去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阴影推波助澜,尤其现在中美之间在贸易、科技、货币、军事乃至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都出现了强烈冲突。当前台湾政府虽将贸易战、香港抗议及新疆议题等中西方冲突放大,以证明台湾站队美国之必要、安抚民众对于两岸关系不佳的疑虑,但此举有着不少缺陷。

其一,中国经济实力不同于昔日苏联,苏联崩于经济,中国经历数次经济转型后尚无此迹象。其二,中西方冲突虽在,但西方世界对于是否经济与科技等层面全盘围堵中国有太大分歧,科技强国德国对于华为的态度就与美国大相迳庭,日本也开始在中美之间遂行投机。美中两国不只在经济层面连结紧密,在诸多国际议题中亦须达成共识,如此才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其三,美中固有冲突、欧洲对中国虽有顾虑,但就各国的国家利益而言,对中国的顾虑,还没上升到生死攸关之层面,彼此都还有调合空间。就以中美贸易战为例,再过几天,也就是本月15日,中美就要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之后他还会前往中国和习近平会面,就第二阶段协议进行沟通。

另一方面,特朗普用无人机炸死伊朗二号领导人苏莱曼尼,又开创了一种新战争形态,为这个动荡的世界增加了更多风险元素。在这个大国争夺激烈的时代,如果这种战争方式被推而广之,绝对是小国或地区的灾难。而台湾,就处在中美争夺的最前线。以上种种,都是台湾在当前世界变局中需要谨慎权衡之因。

台湾经济上靠大陆更近些、政治上则靠美国更近些,两者形成一定的张力。经济固不待言,政治上的风险也不得不注意。中国大陆在习近平执政下,对两岸统一议程订出了2035乃至于2049年的时间表,并提出世界目前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在这百年变局中,台湾如何能够找到新的位置安身立命,是下一任总统必然躲不开的一张核心考卷,这张考卷不通过,就是死当。

在国际结构变动下,蔡英文至少应当留意于下面两点,首先,要以台湾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避免台海成为战争热点(Hot Spot),审慎平衡台湾与美、中之间的关系;其次,应该转而戮力于推动社会深层次改革,在经济发展、社会正义面向,加强台湾的主体性、提升台湾这块品牌的价值,让台湾在面对百年变局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充分的尊重与空间。

第八、成为满足人民期许的政治家

总结来看,或许可以这么说,台湾政坛迄今仍未产生过一个“政治家”(statesman),蒋介石肯定不是,蒋经国或许算得上一个,但是民主化之后就没有了,有的则多是“政客”(politician)。

四年前,蔡英文曾经带给人们无限遐想,她也曾努力表现出对自己的期望,多维新闻在当时曾发表社论,希望她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而不仅仅只是又一位总统,但检视过去这段期间以来蔡英文的实践,虽然她这次已历史性高票再次当选台湾总统,若以“政治家”的标准裁判她并不及格。

政治家有什么标准?儒家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西方或许可以林肯(Abraham Lincoln)的“民有、民治、民享”“gover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做代表,罗斯福总统也以人民是否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等作为标准。这些,台湾有哪个政治人物可以做到?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做到了吗?在两岸领域做到了吗?从上面的各项标准进行一个个对照,究竟有谁能做到?

展望未来四年,台湾需要处理的挑战与难题实在太多,每四年一次的大选,之于人民、之于发展,其实都总归到同一个问题:台湾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总统?

台湾需要的总统,必须有能力确保台湾的主体性,维系台海之和平安全,重视民生经济与经济民主,擘划台湾的核心产业发展,正视台湾社会的不平等与分配问题,不利用政治力过度介入社会议题,进而撕裂社会,亦不被意识形态绑架,要能以超群的外交手腕、宏观的国际眼光,应对台湾即将面对的种种考验。

在蔡英文的第二任期,她能不能展现出这样的能力,能不能成为一位合格的政治家,我们仍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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