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怕的是人还是病 对抗恐慌蔓延的良方妙药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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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延烧,存在于大陆社会的恐慌不言可喻,随着台湾官方近日接返滞留武汉的台商,疫病恐慌也可能进一步在台湾社会蔓延开来。

首批247名滞留武汉的台湾人在当地时间2月3日深夜搭乘大陆东方航空公司班机抵台。(中央社)

首架搭载247名武汉台商的包机在当地时间2月3日晚间抵台,有1人发烧和2人因喉咙不适送医隔离,其中1人在2月4日晚间被确诊武汉新型肺炎。其余台商则是已被安置在台疫情指挥中心所规划的检疫所隔离、监测健康14天,安置地点包括军营和政府部会闲置的会议、住宿空间。对于这些自武汉返台的台商确切安置地点在哪,是否要公开?台北市长柯文哲与台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因认知不同而数度隔空交火。

日前柯文哲因在武汉台商返台前就向媒体泄漏安置地点而引爆争端,台疫情指挥中心认为公开安置地点会造成附近居民的恐慌或发生污名化问题,故未公开确切的安置地点,但柯文哲则认为自己非恶意泄漏,而是台疫情指挥中心未清楚告知保密,并强调公开透明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争执,指武汉疫情在中国大陆失控就是因为隐匿。柯文哲的“泄密”行为,引来台疫情指挥官陈时中重批“破坏防疫规划,制造社会恐慌”。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因泄漏武汉返台台商的安置地点,遭台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痛批制造社会恐慌。(中央社)

无关科学 “邻避”心态是人性

从社会大众疯抢口罩所折射出对于武汉疫情认知的恐慌现象,以及安置地点邻近居民可能产生的“邻避”心态(Not in my backyard),或许不难理解为何台疫情指挥中心会主张要保密安置地点,无非是怕加剧社会恐慌,增加防疫难度。尤其这些被隔离者是来自于武汉疫区,且2月4日还有1人确诊武汉新型肺炎。

再者,考量台湾舆情在历史和政治等因素影响下,时常不小心深陷非科学、非理性地“恐中”情绪。例如针对武汉台商返台一事,就出现有极端舆论把这群台商非人化,将之类比为“生化武器”。适当地保密安置地点或许有其避免恐慌和污名化的意义。

不过,台疫情指挥中心也该设想,即便柯文哲没有泄漏安置地点,难道就不会出现媒体、周遭居民或“好事”的民众以影射、爆料的方式曝光安置地点吗?这般恐慌与臆测所造成的社会恐慌同样不容小觑,也是台疫情指挥中心应有所准备因应的问题。

持平而论,是否必要公开安置地点,公开的程度与公众知情权的界线要如何拿捏,确实是个难题。而它作为一个公共议题当然是可以被以科学、理性和尊重人权的方式被公开的思辨。至于轻率将人标签为“生化武器”的仇恨言论就应为人所反思和警惕。

然而,不论是否公开安置地点,台湾政府如果能够与邻近居民建立信任和可沟通的关系,让居民能感到被尊重,也能拥有充分、可信的防疫资讯及必要的物质和心理支持,将有助避免“邻避”心态。

面对疫情无情地扩散、蔓延,有赖人们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去“抗疫”。(中央社)

破恐慌 公权当落实公卫扫盲

而在整体社会防疫层次,政府部门只要能做好防疫和扫除公卫文盲的工作,借由具体施政增强人民对于社会集体防卫机制的信心,那么集体面对疫情的恐慌或伴随无知、偏见而来仇恨情绪,也能被适当地降伏,不会轻易随着安置地点的曝光与否而躁动,或透过污名化隔离者来抚慰自身的焦虑。

自武汉疫情延烧台湾后,不可否认台湾防疫团队在因应疫情上所付出的努力和辛劳。但社会的口罩“慌”和已成为“战略物资”的口罩,迄今却还难以被合宜、有效配置,以及对于部分群体(如陆生),在防疫问题上不问科学是非的差别对待,仍暴露了政府在疫情治理和公卫扫盲、除魅上的重大缺失。社会大众对于疫情的恐慌,执政者仍是责无旁贷。

现阶段,对于这些自武汉返台者的隔离检疫,更为重要的焦点恐怕是在于遭隔离者,以及相关防疫、医护人员能否获得令人安心的检疫、医疗、卫生和心理支持。这方面,或许就是台疫情指挥中心不能有半点“隐匿”余地的部分。

面对传染病的侵袭,无可避免人们会心生恐慌。趋吉避凶下的恐慌情绪不见得全然是负面的,它也能被转化为对防疫的正确危机意识,而非只能停留于浅层的无知恐慌和焦虑中,或任其滋长为猎巫式的仇恨。如何转化社会集体恐慌为正面的“抗疫”力量,政府部门扮演极为关键性的指导角色。

时至今日,虽然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尚未出现,但可以确定的是,一个能超越身分区别,互爱、互信与互助的危机共识与社会环境,绝对是在疫情无情蔓延时,人们最需要的良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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