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吹哨者还是造谣者 复杂的两岸疫情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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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月6日,名列首波揭露武汉肺炎疫情的医师李文亮,因感染肺炎不幸过世。李文亮过世后,就连大陆官媒新华社、《环球时报》都发布了讯息,央视元宵晚会节目致敬第一线医护人员的照片,也出现了李文亮;但讽刺的是,当初李文亮等7位医师是因“造谣”上了央视新闻,现在大陆却将其视为“抗疫英雄”,借由此事,大陆舆论场开始有人要求“言论自由”,也获得众多反响。

无独有偶,随着武汉肺炎疫情的扩散,台湾社会亦因确诊病例的增加,人心开始浮动,相对容易受到特定言论影响。当民进党政府实行口罩实名制购买措施后,马上就有网络言论表示,除了口罩,包括卫生纸、尿布因为原材料与口罩雷同等产品,可能会有缺货疑虑,立马使得某些耳根子软的民众前往卖场搜刮卫生纸,深怕谣言成真。官方不得不出面辟谣,台湾法务部更表示要揪出背后的散播谣言者。

即便已实施实名制购买机制,大排长龙购买口罩的情况在台湾仍层出不穷。(袁恺勋/多维新闻)

事实上,李文亮医师与其他7位在武汉肺炎尚未造成大规模疫情传播时,即率先上网提出警语的医界人士,最先惹来的是相关单位的否认与公安机关的传唤,绝大多数大陆民众对此也都嗤之以鼻,照吃野味、照样不戴口罩“口无遮拦”地上街。然而,当事情演变成全球性的公卫事件、加上李文亮自承染病并过世,舆论与大陆官方态度又为之大转。什么是“谣言”?什么又是传播正确讯息?个中尺度如何拿捏,在大陆舆论场开始受到讨论。

同样地,台湾社会除了散布口罩、卫生纸、尿布等“不实”传言外,对于疫情的管控,同样透过官方与法律的限制进行监督。例如,台湾的《传染病防治法》在2019年5月24日时经由立法院三读通过,凡“违法散布流行疫情谣言或不实讯息,且足以对公众或他人产生损害,罚金上限将从现行新台币50万元(1元新台币约合0.03美元)调高至300万元”。

然而,若是对于已确认或实际发生的病例个案,邻里之间、亲朋之间的“告知”与“提醒”,又是否属散布谣言?据多维新闻记者了解,台湾确诊案例中第14、15、17、及18例中,病例所居住的小区已张贴出相关讯息,消毒车也已至该小区周遭进行消毒工作,这应当已是“事实”,但传送相关讯息的网友们却被提醒有可能遭检举开罚因而纷纷收回,究竟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散布谣言?特别是网络讯息传播快速,即便事后收回讯息或删文,早已挡不住讯息流转,又该如何做出因应?

不论台湾或是大陆,没有人愿意染病、基本上也没有人想要故意传染给他者,更不用说还可能招致他者异样的眼光。过去台湾SARS期间,就有受感染者被邻居排挤,最后被迫搬迁的案例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也是禁止大众对疫情任意传播的考虑重点。但对于事实的了解与善意的提醒,分际该如何区隔,的确极为困难。

连同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在内,中国大陆各地皆出现封城现象,出入小区量体温是基本措施。(新华社)

李文亮之死引发大陆各界对于言论自由尺度拿捏的讨论,面对疫情日趋严峻,台湾社会也出现事实与谣言并存的现状。控制疫情与如何减缓社会的不安,两者在处理疫情时皆无法逃避。然而,官方或许也应尽其所能告诉民众正确的信息,而非刻意隐匿、甚至在许多民众都已知道相关讯息的情况下仍欲阻绝。谣言传播会造成社会不安,但封锁与隔绝事实,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绝不容小觑。因之,如何兼顾缓和疫情与安抚人心,是两岸面对类似状况时都须谨慎应对之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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