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武汉肺炎蔓延 台学者称中共治理模式缺点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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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中国大陆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俗称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全球确诊病例正往50,000前进、死亡人数也已破千。疫情发展迄今,自武汉开始,大陆各地纷采“封城”方式试图降低疫情传播的可能性,然而以目前的状况来看,效用不可谓没有、但并未让疫情真正降温。对此,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信贤认为,这场疫情凸显了当前中共治理模式的缺点。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信贤认为,中国大陆治理模式的缺点经由此次疫情表露无遗。(许陈品/多维新闻)

据台媒“中央社”报道,长期钻研中国大陆社会与两岸关系的王信贤表示,中共此次的防疫手段,长期以来用来“维稳”的体系几乎未曾派上用场,加上领导人的集权模式,让中共的治理缺点浮现。

王信贤认为,中共常提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但面对防疫,包括设计用来维稳的社会信用体系、以及天网工程,对于协助防疫几无帮助可言。

王信贤分析,习近平应该早就获悉武汉当地的肺炎疫情,但当时有更为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也就是美中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等事项。因此,当疫情状况尚属模糊之时,武汉疫情也就没办法排上习近平的首要考虑,这也跟中共当前的集权模式有所链接。疫情延烧至此,最重要的是中共体制上的问题。

王信贤表示,从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风波开始,中国大陆对台湾社会来说,已逐渐失去吸引力;而武汉肺炎的疫情更凸显出中国大陆的体制问题,对台湾来说,中国大陆连社会人权与民众健康都保护不了,怎么吸引台湾民众。

另一方面,曾经任职北京清华大学中法研究中心、现于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服务的学者柯蕾(Chloé Froissart)认为,此次武汉疫情的扩散,暴露出中国大陆内部目前存在的3大问题,分别是贪腐、对于维稳的痴迷、以及对信息的控制。

柯蕾表示,除了存在已久的贪腐问题,中国大陆对维持“社会稳定”的痴迷,同时也就是在维护党国的形象,造成事实被隐匿;再加上信息被控制,如此一来,媒体几乎都成了中共的发言人。加上管控社群媒体的企图,也在杜绝谣言散播的借口下一览无遗。即便中国大陆用封城、用无人机等方式提醒民众赶快回家、甚至是短时间内盖了两幢医院,但柯蕾认为,这些只不过是毛泽东式的造势活动。

虽然在中国大陆短时间内在武汉盖了火神山、雷神山两间医院专收武汉肺炎病人,但实际效用如何仍存在着问号。(新华社)

时至今日,该如何让疫情传播降速、将疫情处在可控制的状态,已不单是中国大陆、而是全球性的重要课题。然而,若能在疫情尚未大规模传递之时,就能够有效、快速并透明化地处理,或许也不至于发展到现在的地步。中国大陆本身确实应该藉此契机,重新思索自身的治理与官僚模式,也才能够打破外界甚至许多大陆民众的质疑,并降低未来发生类似事件的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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