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与第五个现代化】官僚杀人 台湾也有过“李文亮”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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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來的疫情,數千人的死亡,洶湧而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也是對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第五個現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對這場病毒肆虐的危機,人們不禁會問:過去的17年時間裡,中國應對突如其來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實的進步?還存在哪些亟待修補的短板甚至盲區?中國又該從還處於拉鋸戰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麼?

多維CN第55期和多維TW第52期圍繞今次肺炎疫情推出系列文章,以期盡可能透過這場影響深遠的疫情,來系統反思中國當前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習近平說,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鑒於此 ,如何總結與反思這場肺炎疫情,就顯得尤為重要。本文為系列文章第16篇。

为众人抱薪者,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道者,困厄于荆棘——被视为首位提醒武汉已出现新型冠状病毒,且遭到当地公安部分训诫的李文亮医生病逝过后,除了在大陆引起不少哀痛与愤怒的检讨声浪外,同样在台湾的社群网站上掀起热议。多数台湾网友在表达悼念的同时,也语带批判的认为李文亮是死于过度专制、威权体制下的“吹哨者”。

如同李文亮在生前所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但台湾网友在庆信自己保有言论自由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尽管在民主体制之下,台湾同样有不少“吹哨者”们所提出的警讯在官僚主义下遭到掩没,甚或遭遇凄惨的下场。

2003年4月前,SARS疫情已在台湾爆发,受感染者都是曾前往疫区的民众,世界卫生组织(WHO)也仍以“须有曾赴陆及香港疫区旅游经历”,作为确认病患是否罹患SARS病毒的标准。

戴着口罩的人们参加了为已故眼科医生李文亮举行的守夜仪式。(Reuters)

首位本土个案未隔离 SARS疫情失控

但一名在台北和平医院担任洗衣工的曹姓妇人,在搭火车途中不幸遭港籍旅客感染,于4月9日因身体不适前往诊所就医。该诊所是由和平医院医师林荣第在外开设,检查过后林荣第怀疑曹姓妇人已感染SARS病毒,将其转往台北市和平医院急诊室检查,并将此个案向疾管局通报。

但因曹女士没有任何前往疫区的记录,当时台湾又未曾出现过本土感染的案例,因此尽管和平医院的病毒采集结果为阳性,专家委员会仍否决曹女士罹患SARS的可能性,并未将其隔离,曹女士之后又赴新光医院检查,两次的采样结果同样显示阳性。

两家医院提供的三个检体全都筛检出阳性结果,且检体都来自同一人,当时负责SARS个案筛检的台北昆阳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苏益仁已察觉事态有异,分析曹姓妇人很有可能就是台湾第一起本土型SARS个案。苏益仁在第二次的专家委员会上据理力争,要求专家委员会正视,但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辩后,委员会依然以“曹女士未曾出境”为由予以排除,也因此埋下了后续悲剧的种子。

SARS爆发期间,台湾初期疫情控制稳定,直到4月中和平医院爆发大规模感染后全面失守。(AFP)

一星期后,收治曹女士的和平医院爆发大规模院内感染,多名院内医护与行政人员确认感染SARS病毒,行政院与台北市政府这才惊觉事态严重,紧急共同宣布和平医院封院14天。

但封院的决定太过突然,不仅医疗装备、物资、防护设施严重欠缺,且未将染SARS病患与健康的人员进行分区隔离,全院900多名医护人员、200多位住院病患同被锁在院内,求助无门。不少医护抗议“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里面等死”,还有感染科医师因压力过大出现精神崩溃、语无伦次的情况。期间共有150人在和平医院感染SARS,35人病逝,一人在院内上吊自杀。

其实早在和平医院收治曹女士后,院内就已出现多起疑似感染的发烧、呕吐个案,但为何院方仍坚称“没有SARS病患”?为何专家委员会仍坚持在和平医院工作的曹女士没有染病?苏益仁认为,当时台湾正极力争取进入WHO,且政府当局对初始的防疫成绩颇为自豪,不愿承认台湾已出现本土个案,以免对外宣传破功,对于能否参加5月份的WHO大会,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在了解疫情严重性后与中央商讨,共同发布和平医院封院命令。(中央社)

然而,是时台湾政府如此官僚的态度也影响了专家委员会的判断。苏益仁回忆此事时提到,委员会共有17名代表,每位都是学界的专业人士,却不相信摆在眼前的筛检结果,一味依照WHO“曾前往大陆或香港疫区才能被判定为SARS病例”的标准,坚持将曹姓妇人排除在确诊病例之外。“台湾不是WHO成员,但我们的人最遵守WHO的指引。”苏益仁曾如此无奈表示。

在和平医院爆出大规模疫情之前,其实已出现许多本地交互感染的情况,但时任卫生署长涂醒哲及疾管局局长陈再晋,都坚持台湾疫情管控得当,迟迟不愿将SARS列入法定传染病,还于2003年4月20日举办了全球第一场SARS国际研讨会,高调宣传台湾保持“三零”纪录(零死亡率、零小区感染、零移出率)。也就是为了维持这个“三零”佳绩,使得部分医院选择隐匿病情,导致台湾爆发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院内感染。

期间并非没有机会阻止疫情蔓延,苏益仁不只一次在委员会上不断提醒,也曾致电给时任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邱淑媞,请她注意首例SARS本土个案出现的可能,但从地方到中央,始终没有人愿意相信其说法,反而借着疫情搞起政治斗争,卫生署放着台北市卫生局自生自灭,台北市卫生局也闹脾气般地不愿向卫生署求援。倘若政府当时能有一丝重视,或许便能遏止后续如此惨烈的疫情,然而政治凌驾专业的后果,就是导致了一连串的错误与疏失。

和平医院爆发大规模感染过后,不少前线医护人员遭受感染,一名护理长甚至因此病逝。(AP)

比李文亮幸运的是,苏益仁并未因为通报此事而受训诫,也没有因此在抗SARS的过程中丧命,但和平医院内的医护人员却无法逃过此劫。在封院前,其中一幢病院已有接近半数医护病倒。护理长陈静秋在染SARS后仍苦撑病体工作了3天,在和平医院封院前确诊,送往台大医院治疗,随后又被转往林口长庚医院隔离,仍在10天后因呼吸衰竭不幸病逝,享年48岁,成为台湾首位因院内感染SARS去世的医护人员。

民主体制下的“官僚杀人”

没有人会认为,在民主体制下的台湾缺乏言论自由,会有人因为提出警讯而遭到惩戒。但在政府怠慢、官官相护的风气下,同样出现许多“官僚杀人”的悲剧,SARS案件仅是其中的冰山一角。2012年,新竹县家畜疾病防治所基层人员戴立绅,同样因为向廉政署检举长官涉嫌贪渎,在单位内受到长官与同事的各种霸凌,最后还收到一纸“免职信”,被他检举的长官却个个安然无事,甚至顺利办理退休领取退休俸,此类案件在封闭的公务部门可谓层出不穷。

遭遇此事时,戴立绅曾万分痛苦地懊恼着:“我只是想当个普通人,为什么要让我遇到这种事?如果早知道会变成烈士,我就不会这样做了。”回过头看,李文亮是个英雄般的“吹哨者”吗?或许,他更像是一个对疫情担忧的普通医生,他可能无力扭转局面,但至少希望能对身边的亲友同事发出警讯,而也正是这普通至极的作为,却仍导致其受到训诫、乃至后来不幸丧生的遭遇,更体现出现有体制的官僚作风与颟顸恶劣。

若真要让“吹哨者”无所畏惧的发出敲响警钟,且其警示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而非就此石沉大海,除了民间现在高声疾呼的言论自由、除了让人在体制内有说真话的空间,重点仍在于政府能否摆脱其官僚主义的作风,将人民的利益置于政治考虑之上,才是体制真正需要改革之处。否则“官僚杀人”的悲剧,就算在民主自由的体制下,同样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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