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市场专制下 台湾“不安薪”的防疫隔离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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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应新冠肺炎(武汉肺炎)疫情,台湾立法院在2月25日三读通过“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简称新冠肺炎特别条例)。其中该法案备受关注,在朝野协商中难以形成共识的“防疫照顾假”及“防疫隔离假”是否给工资或津贴等问题,尽管民间和各在野党对于日前台湾行政院所提出之立法草案都有所批评与建议,但各种异议和劳工团体的场外呐喊,最终仍不敌在国会拥有优势席次的民进党团,因此政院版的“纾困”草案仍是顺利闯关。查看最新疫情点击【武汉肺炎实时动态】

2月25日傍晚蔡英文在台湾总统府公开签署下午才于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为因应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蔡英文表示朝野共同展现出来的是“台湾民主效率”。(中央社)

由于法案并未强制规定“休假”期间必须给付工资,这也意味着劳工在配合防疫的相关假别上,劳工的“薪情”为何、能否“安薪”配合防疫,完全是取决于老板的“佛心”与否。

限制人身自由的“隔离检疫”,是为防范有感染风险者扩散病毒的重要防疫手段。虽说配合防疫固然是每个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义务。然而,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得仰赖日常的工作以维持生计,假设没有相关政策和配套能让人“安薪”无虞的配合防疫,那疫情冲击的不单是受隔离者的健康风险,还包括受隔离者的经济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也难保有人冒险拒绝隔离检疫,使防疫出现破口,威胁到整体社会的健康风险。

保障倒退17年 “不安薪”的防疫隔离假

历经过2003年SARS风波,台湾政府在第一线的防疫治理工作,或多或少都能让人看见其在SARS经验下的“进步”之处。

按理来说,政府也应当更有经验处理疫情下的相关劳动权益事宜。但令人遗憾的是,像是受卫生单位强制隔离的劳工如何给假、支薪的问题,尽管有“前例可循”,大可比照SARS特别条例的处理模式,在隔离期间给予劳工“全薪公假”,再辅以对企业的补贴配套,以避免劳工在配合防疫隔离期间,顿失经济支持。

然而,新冠肺炎特别条例,非但没有在SARS处理经验的基础上,把相关保障处理得更加完善,反而是让相关保障“倒退17年”。

针对接受卫生单位强制隔离、检疫的劳工,新冠肺炎特别条例虽然指出,如果雇主愿意照常给付工资,会给予租税优惠,按给薪数额加倍(百分之两百)扣抵企业营利事业所得税;如果雇主没有给薪,劳工也可在两年内申请“防疫补偿”。有关防疫补偿的数额目前尚未拍板,日前台卫福部表示金额会高于当年SARS的每日新台币500元(1元新台币约合0.03美元)的慰问金。

表面上,政府看似有提出诱因和补偿方案在处理劳工在隔离防疫期间的经济问题。然而,在保障劳工经济安全的效力和强度方面,新冠肺炎特别条例,却是远不及17年前的SARS特别条例。

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研究员陈柏谦便向多维新闻表示,给予企业税负的诱因,并不足以确保雇主愿意在劳工受隔离时照常给付工资(全薪),效果绝对有限,它可能因企业型态而异,也取决于个别资方的盘算。对劳工而言,隔离期间能否领到工资,有着各种不确定性。

陈柏谦认为,假如17年前政府在同样的问题上能做到让雇主照常给全薪,没有道理17年后却不行。这转变也反映出在面对疫情冲击时,政府越来越不愿意替劳工分摊风险、协助劳工度过难关。

台湾劳工团体在台湾立法院朝野协商新冠肺炎特别条例时,呼吁立法者保障遭强制隔离的劳工能获得有(全)薪的公假。(台北市产业总工会)

从“全薪”公假到“无薪”隔离假

回顾17年前,接受卫生单位强制隔离者,当时SARS特别条例是规定,公、私部门的受雇劳工,不论隔离原因是否“可归责于雇主”都是以公假认定,因此雇主要照常给付工资,再由政府提供雇主工资补贴。因此台湾有不少劳工团体皆认为这是一种“政府挺雇主、雇主挺劳工”的应对疫情方案。

为何17年前政府可以做到保障劳工在隔离期间的工资收入,如今却没有办法呢?或许从台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在国会的发言,便可知端倪。面对在野党立委提问,何以“防疫照顾假”只给假却不给薪的问题,苏贞昌答复,“这有点政府做好人,老板增加负担”,这说法多少透露执政当局早已“选边站”的立场。

针对“防疫隔离假”为何不能比照SARS特别条例是采用公假处理或明定津贴呢?面对劳团的给薪公假倡议,台劳动部的官方回应是,受防疫隔离影响者“不是只有受雇者”,还包括无一定雇主劳工和自营作业者(如出租车司机、摊贩等), 所以不能以公假的角度来思考。

再者,如果要求雇主给公假、给薪,这是“将防疫责任转嫁到雇主身上”,有违大法官释字第690号。

然而,只要摊开17年前政府对于隔离劳工提出的具体“纾困”方案来看,不难发现台劳动部明显有混淆视听之嫌。因为大法官释字第690号的重点在于,政府要对于“非确诊病人如因接受隔离、 检疫期间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应给予合理补偿”,其中并没有限制雇主不能给予给薪公假。

再者,当时SARS特别条例在给予劳工全薪公假时,同样也有规范对无一定雇主与自营作业者的保障,是规定这类群体,能依照其劳工保险的投保薪资,直接向台劳保局申请补偿。

此外,当雇主依公假照常给付遭强制隔离劳工工资后,政府是透过配套措施,让雇主能够事后申请工资补贴(按劳工投保劳工保险的金额补贴)。

换言之,防疫责任并不是归责于雇主,确切来说,是由政府在权衡劳资关系和社会整体利益后,透过政策的调节,让责任主要是由整个社会集体来承接。

虽然政府强调新冠防疫条例规定,遭卫生单位强制隔离者,假如雇主没有给薪,劳工可申请“防疫补偿”。但相较于17年前SARS条例,劳工在明确的公假保障下,可不必顾及雇主“佛心”与否,就能及时能获得不受防疫隔离影响的工资,显然后者是更具有让人“安薪”防疫的效果。

日前为因应孩童延后开学,考量劳工有12岁以下子女要照顾,台湾政府提出了“防疫照顾假”措施,但因为“无薪”等因素,实际上请“防疫照顾假”的政府公务员比例不到0.01%,遑论一般民营企业的劳工。(中央社)

“安薪”防疫少不了政府出手

回顾17年前台湾面对SARS疫情时,是民进党政府首次执政时期,当时“朝小野大”的民进党政府尚能给予劳工在隔离期间较稳定的经济安全保障,但17年后民进党在全面执政下,面对明明是同类型的防疫问题,却连“陈(水扁)规蔡(英文)随”都做不到。此外,对于防疫衍生的“照顾假”,民进党政府也无法给出一个令人“安薪”的方案。

为什么做不到让劳工“安薪”防疫的理由,绝非一句简单的“防疫资源有限”就能够搪塞,这更是无关“政府是否要做好人”。面对到不可归责于劳资双方的疫情,假如政府不能伸出“左手”为承灾能力较弱的劳方筑起社会屏障,那么疫情的风险自然会重重地落在劳方身上,也叫人疑问“我们要政府干麻?”

从民进党政府可作为而不作为的转变,不只再次展现民进党与劳工之间的距离,政府在分摊劳工疫情风险角色的弱化,更是暴露出台湾“市场专制”下的劳工处境,以及隐身在“民主”政治背后的“资本帝制”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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