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初期台湾鼠疫肆虐 融合帝国殖民主义的防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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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COVID-19)在全球持续蔓延,而台湾地区的确诊人数截至3月18日,已累积100名确诊病例。为了避免传染病进一步扩散,对从疫情流行地区入境与非流行地区的境內检疫显得十分重要。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就已经相当注重检疫工作。

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于3月18日宣布台湾地区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达100名。(洪嘉徽╱多维新闻)

台湾在日据时代以前,因为气候环境、医疗卫生条件落后,让各种疫病在岛上横行。据英国驻台领事人员留下的报告,1888年台湾北部霍乱大流行,造成约2,000人死亡。上海《申报》也载:“台北大稻埕地区,每日死亡数十人",可见台湾传染病之猖獗。

台湾岛上的疫病威力究竟有多厉害?1895年征台的日军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根据日人留下的文献显示,当年进攻台湾本岛的日军合计有3.7万多人,在长达6个多月的乙未征台战役中,造成515人受伤、164人死亡,但死于传染病的日军却高达4,642人,从此让日本人对台湾岛上流行的传染病有了深刻印象。

图为乙未战争时,日军近卫师团军医部所制的《征台卫生汇报》统计的伤亡人数图表。(台湾图书馆)

日本刚殖民台湾不久,随即传出零星的鼠疫疫情。1896年,一艘来自福建厦门的帆船将鼠疫带到台南安平港,同年9月,鼠疫北上传入台北,并于1897年3月在中部鹿港(彰化县鹿港镇)爆发大流行,之后蔓延至全岛。据统计,1897年至1901年间,鼠疫患者有10,175人,死亡人数有7,922人,死亡率竟然高达77.85%!尽管总督府采取相关的防疫措施,但因台湾与中国大陆仍保持频繁的贸易往来,无法马上杜绝鼠疫。

同时总督府也于1896年着手建立台湾卫生医疗设施,采用后藤新平(1857-1929年)的意见,设立“公医制度",即在全台各地配置医生,并与警察一同从事各项医疗卫生相关业务防疫,除了防治鼠疫、天花、伤寒、疟疾等重大传染病外,还进行鸦片成瘾者诊断、灾害紧急救护、环境清洁消毒、天花种痘、为娼妓检疫、验尸与精神诊断等工作。

为了增加、培养疾病防治人手,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今台湾大学医学院)采用公费制度,规定公费生毕业后5年间需从事总督府指定之职务,于是这些公费生成为1908年以降公医的主要来源之一。如台湾作家杨云萍(1906-2000年)的父亲杨敦谟,自医学校毕业后,来年即奉总督府指派至新竹州竹南郡后龙庄(今苗栗县后龙镇)任公医。公医除了执行上述职务外,平时也能开业收取诊疗费。在检疫的过程中,日本警察除通过巡逻发现患者外,还扮演强制将患者送到隔离医院的角色。

当时台湾总督府所设置的防疫体系,是建立在医学与警察、保甲制度(日据时期总督府以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协助日本警察管理基层社会)上,一旦发现有感染的相关症兆,必须到住家附近的派出所提报,在“健康者集体隔离所"进行隔离观察。确诊后,患者与其家属都需要居家隔离,病患住家门口也会驻警严加看守、禁止患者外出,避免疫情扩散。

日据时期,卫生行政属警察行政系统管辖,因此日本警察也需要负责医疗卫生。(台湾图书馆)

与台湾岛上的疫病抗战时,日本人相当看重地方上的“消毒清洁法",曾於1900年在台北县(范围为今日的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与桃园市东半部)担任公医的日人清泽实在报告中提及:“发生某传染病之际弁务署施行检疫是适当,但当时如果公医不在场、不通知公医,而是由所谓的非医师执行检疫……纵令他们有对消毒法施行多少研究,也有遗漏的地方……例如鼠疫发生的房屋最紧要,对此房屋执行消毒法时,应该让公医在场,倾听公医的意见……公医了解药物等功效,尤其实行检疫,可防止药物浪费,功效更为确实",主张应由具有专业知识的医师在场协助消毒,防疫才能更加确实。

1901年鼠疫大流行时,检疫并不仅限台湾岛,连离岛都有采取相关的船舶检疫措施,当时有位在澎湖厅小池角(今澎湖县西屿乡)担任公医的中岛久,特别针对从台南各港口出发,来到妈宫(今澎湖县马公市)的船只进行检疫,并在过程中发现两名鼠疫患者:

“台南县(今台南市)内发生鼠疫,仔细检疫自流行地区来的船舶,但不幸于四月八日发现乘坐从安平港来的气船回老家的外出工作者中,发现二名鼠疫患者。当局者因为鼠疫侵入从来未发生过的地方而大为警戒,严格执行预防消毒法来防止鼠疫的扩大……到妈宫来的每一班船中就有几百个回乡者,因此,有输入鼠疫病毒之虞。如此一来,台南鼠疫流行地跟当地在预防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而更严格地执行对回乡者的检疫,以防止鼠疫病毒输入当地”。

1901年后,几乎年年都有许多因鼠疫而亡的患者,是总督府公告的法定传染病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种,直到1917年,鼠疫才完全消灭。这是因为总督府采用两种方法,成功杜绝台湾岛上流行的鼠疫,一是在全台各港口设有检疫与灭鼠装置外,总督府特别规定禁止大陆向台湾输入旧衣服、旧麻袋等容易沾有细菌之物品,防止鼠疫杆菌传入台湾。第二种方式就是奖励民众捕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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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台湾自清代沿袭下来的陋习,如缠足、吸食鸦片等,都在日据时期逐一获得改正,日本也带给台湾许多新式的医疗实验、药物与技术,克服各种传染病。但日本人对台湾的公卫制度如此积极,是因为把台湾视作日本帝国的资产,出于統治者的殖民需要所设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西方证明日本已是个如同欧美般的“文明现代化"国家,已经能够使用“文明的力量"来克服台湾岛上的各种自然环境的挑战。日据时期,日人习惯在空间分配时划出一条线,将日人与台人的居住区隔开来,就连疫病大流行时都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是以防治疾病的角度出发,因为病毒或细菌对人体进行感染并不因为血缘、种族、国籍或信仰有所区别,这种做法更突显了连传染病防疫都流露出一股“日优台劣"的殖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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