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奸罪仅“惩罚”弱势反成压迫工具 台妇团呼吁除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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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包括妇女新知基金会的许多社运团体聚集在台湾台北市司法大厦前,递交请愿书给台湾司法院人员,希望能达成“刑法通奸除罪化”的长年诉愿。社运团体表示,通奸罪不但不能帮助维系婚姻制度,反而已经遭到扭曲,成为压迫弱势与儿童的工具。对此,台湾大法官会议将于3月31日再次召开宪法法庭,针对是否废族刑法通奸罪进行言词辩论。

各个社运团体代表递交书件给予司法院代表(左3)。(袁恺勋/多维新闻)

台湾刑法第239条处罚已婚男女与配偶以外的人发生性行为,同时处罚其对象,刑罚是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即俗称的“通奸罪”。但是妇女新知基金会董事长庄乔汝律师在司法大厦前说:“通奸罪对维系婚姻丝毫没有帮助。”庄乔汝表示,发现配偶出轨是一回事,但是在法庭上进行法律攻防、将夫妻之间的相处隐私公之于众,是最终压垮夫妻剩下的信任与情感的一大原因。庄乔汝认为,婚姻关系的破坏不必然是“小三”或是“小王”的出现,一味用通奸罪来处罚对方,将会失去夫妻最后的谈论机会。

妇女新知基金会董事长庄乔汝认为通奸罪对维系婚姻没有帮助。(袁恺勋/多维新闻)

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秘书长蔡易儒与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也纷纷表示,通奸罪的存在反而助长“权势性侵”的压迫:已婚者性侵受害者后,反过来利用已婚身分,威胁受害者如报案就会被以通奸罪控告。事实上,被害者如果报案性侵,反而自证与加害者有发生性关系,成为通奸罪的标的;而且,由于法律允许配偶单独撤告,结果只有受害者一人陷入通奸罪,加害者反而能全身而退。冯乔兰认为,通奸罪已经不是在保障婚姻、家庭,而是在保障权势,却没有保障弱势。

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前排右3)认为通奸罪成为保障权势的工具。(袁恺勋/多维新闻)

妇女新知基金会董事林实芳律师也表示,以法律观点来说,通奸罪实际上造成性别不平等,已违反宪法保障的原则。根据对台湾通奸案件的分析资料显示,在侦查阶段时是男性被告多于女性,比例达到111.2;但是一路到起诉、判决有罪,男性比例都不断降低,最终只有81.3,也就是每处罚100名通奸罪女性,却只有81名男性受罚。这显示男性在法庭中占有极大的优势。

多个社运团体在司法大厦前召开记者会。(袁恺勋/多维新闻)

世新大学陈宜倩教授表示,传统社会中对男性的外遇容忍度较高,较容易被配偶和亲人朋友原谅的也是男性,社会认为外遇是“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这导致了女性在法庭上的弱势,无论是撤回起诉或是不起诉甚至败诉。陈宜倩认为,通奸罪的形成不是单一成因,而是和家庭、婚姻、性别差异都有高度关系,国家如果希望婚姻和谐,应该用《家庭教育法》、《性别平等法》来对民众做事前的教育,而不是直接用国家公权力来侵犯民众的隐私权,让警察直接侵入家门来搜集证据。

妇女基金会董事陈文葳律师以实务经验表示,提倡通奸除罪化并不是因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也不是外国的和尚比较会念经,而是在实务上已经产生很多的扭曲,产生“法律在为难女人、国家在为难女人、女人在为难女人、男人当然也在为难女人”的情形。甚至连弱势的儿童,在通奸罪的攻防中也常常被当作是诉讼的工具,配偶双方纷纷威逼利诱其“选边站”甚至指控对方,过程中造成儿童的巨大压力;如果是第三者生下的儿童,更是从出生那瞬间就成为“犯罪证据”,整个人生都受到污名歧视。陈文葳呼吁,国家应废除在手段上没有利益的通奸罪,积极促进包括LGBT在内的多元平等。

妇女新知基金会从1994年开始讨论废除刑法通奸罪,但是长年来台湾大众舆论与大法官会议都认为,刑法通奸罪对于维护正常婚姻的存续有其必要。2017年,由台湾民意基金会发布的民调中,有69%的民众反对废除通奸罪。2002年的大法官释字第554号也表示,通奸罪“乃不得已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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